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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13日  星期四
 
其他国际友人史料
童年的回忆
 
  1897年12月2日,我出生在坎特伯雷平原克赖斯彻奇市以西约65公里处的斯普林菲尔德,在家里7个孩子中我排行第三。母亲本不愿意要那么多孩子,而父亲却是把妻子视为已有的那类旧式的丈夫,不允许女人有发言权。我的大哥埃里克比我长5岁,格温是家里头一个女孩,比我大3岁。我出生才一个月时,全家就从斯普林菲尔德搬到安伯利。年轻的彭杰利小姐帮助母亲照料孩子。我幼年时,她在我们的生活中确实影响很大。她原先住在斯普林菲尔德的一个村子里。她的父亲在一个星期六进城之后便再也没回来过,也许他是到美国赚大钱去了。因此,彭杰利小姐早年就认定“所有的男人都是猪猡,女人只供他们寻欢作乐”。我们都管她叫“彭”,她长大成人后,做事一丝不苟,不能容忍任何一点错误。她是我家忠实的朋友,当母亲忙于照顾小孩或接待客人时,就由她来管家。
  我的名字路易是父亲的妹妹艾米姑妈按一个毛利族首领的名字起的。那位路易·曼尼亚波托,因在19世纪60年代毛利人的土地战争中,奋力抵抗英国军队而成为传奇式的人物。据父亲说,艾米姑妈“好得谁都般配不上”。所以从未结婚,但她很喜欢孩子。母亲就建议让她给新生的婴儿取个名。就这样,我这个金发的盎格鲁撒克逊男孩取了个毛利人的名字。婴孩期过后,我便常与埃里克和格温一起玩耍,但是当他们玩特别的游戏时,埃里克就不愿让我老跟在后面。为了甩掉我,埃里克就会说:“我们来做”吃苦“的游戏吧。”这就是指拷打,看我们能忍受多大的痛苦。格温回忆起我如何大喊大叫,她又如何向埃里克解释说我已经领教了,但埃里克不愿听,我也就悻悻地走开,自己去玩耍,要不就对着树和石头说话。这埃里克也不喜欢。他说:“不许你自言自语,看我不揍你!”
  4岁时,我手拿榔头和钉子,往我们家接雨水的贮水罐上打洞。坎特伯雷北部的夏季常常干旱,雨水是家里唯一的水源供应。家家户户都有几个蓄雨水的大罐。我家的水罐有点旧了,我要在金属罐上凿窟窿并不困难。看到水从窟窿里冒出来,我开心极了。于是,洞眼越凿越多,直到家里人见了,全都冲出来,用木头和棉絮堵窟窿。突然间,我意识到情况下妙了。趁他们还忙着,我穿过后面的草坪,跑到树底下,嚷道:“我不在乎,我不在乎。”这句口头语在我一生中起了很大作用。每当我处境不愉快时,或者是健康问题,如牙痛难忍,或者是在办“工合”的那些日子里卡车出了事故,我只是说一声:“我不在乎“。随它去吧。这口号并不好。我并不劝别人人这么说。但是,在我一生中碰到各种难题时只要说声:“好吧,既然如此,我不在乎”。确实给我带来慰藉。
  安伯利在克赖斯特彻奇市以北约40公里,是个约有250人的乡间小镇。我在教学路,这条路从镇中心岔开去,两旁栽有马可卡柏树和柳树。车轮和马蹄轧出了深深的印迹,但天气从来不热,路上从没有尘土飞扬的时候。我家附近的多克溪3次穿越这条路,蜿蜒流经学校的操场、我家花园以及牧师和医生的住处,又流过了几座木桥和水泥桥。在暴雨季节,小溪就成了一条急流,汹涌奔腾于峡谷岸高耸的堤坝之间。到了夏来两季,它又是一条静静的小溪,从石头上潺潺流过,成为鳟鱼苗、蝌蚪、有时甚至还是淡水小龙虾的栖息之所。那便是我们去玩耍的地方。
  安伯利在我的记忆中是一个充满乐趣的地方。父亲每星期六去坎特伯雷学院上课。我们在夏天可以到蔻亥河的河床上去玩。也许是那时河水较多,因为记忆中的这条河似乎很宽。河湾处有个可供游泳的水塘,父亲每星期日都带我们去游泳。虽然那只是后面的一个小池塘,但足够让我们3人和邻居罗宾逊家的男孩把衣服脱了,扮作毛利人玩耍。有时,我们能捕到一条鳟鱼,像毛利人那样在滚烫的石头上烤着吃;有时捉住一只山鹬,放在煤油桶里煮了,把鹬油以6便士的价格卖给路那头的一位老妇人治风病用。我们照老手们教我们的办法,每人在灌木丛里撒上一泡臭东西,以诱捕山鹬。周未,我们常把家里养的母牛带到河床上去。我很爱干这活。我们因为要自制黄油供全家食用,养了两头母牛,当时新西兰许多人家都这样做。由于黄油价钱很贵,我们常吃撒上些盐的面包。我就带这样的午餐到河床上去吃,在火上一烤,挺有滋味。有时我把牛留在河床上吃草,自己和村里的男孩子们徒步走出去好远。我们坐在铁路桥下,看着火车隆隆开过,机车里冒着烈火焰,快活极了。晚上8点,父亲从克赖斯特彻奇下了课并看望他敬爱的母亲后回来。他常带回一个香喷喷的面包,作为星期日的早餐,这是一星期一次的口福。他还带回来城里的新闻。
  星期日早上,如不跟父亲一起上教堂,我们3人就站在大教室的后排,各自朗读《新约全书》中的一章或背诵几段。父亲站在另一关听着,同时还在黑板上练习速记。最后,他放我们出去,到海滩路散步,直到一点钟吃午饭。烤牛肉、约克郡布丁和苹果排的香味诱人,我们都认为母亲做的苹果排是世界上最好吃的。星期日晚上,母亲弹钢琴,大家高兴地唱赞美诗。父亲唱得最响,他的声音压过了我们所有的人。然后,我们学新的章节。
  在父亲看来,埃里克是个“全面发展的孩子”,格温脑子灵,而我却“脑筋迟钝,不能性急”。我上学前的那个圣诞节假日里,格温教我认字母,我总能记不住我学过的东西。父亲像教埃里克和格温那样教我,最后骂我是“诺福克的笨蛋”,因为我总要盯着远方,思索一阵才回答问题。为此,我的腿上总少不了挨皮带抽打,但这也无济于事,只不过我学会了在需要干活或做功课时躲得远远的。后来,我常离开家在外面游荡,比埃里克和格温胆敢在外面呆的时间都长。我把牛带到河床上去,到果园里拾果子,在牧师住所与他的女儿诺拉玩,再不就收集桉果、松果或旧瓶子之类的东西。若干年后,格温在父亲的日记里发现了以下一段关于我的看法:“行走在学习之途上的人不一定迈着同样的步子。的确,在途中也许有歇荫的地方,有树可攀,还有路旁的小溪可涉水而过。在成年人看来,所有这些‘幼稚’的行动也许意味着使旅程更加漫长,甚或长达1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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