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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13日  星期四
 
其他国际友人史料
                                   六年孤寂与奋斗
 
  我和杰克在牧场的6年里发生了好多起事故。一次,在丛林里砍树,我砍下来的卡瓦树上缠的藤蔓把正好在我头顶上的一棵树的枯杈给拽了下来,结果举起来的斧头的一角砍到我脸上,破了一个很大的口子。我只好翻过一座座小山头,回去找杰克的兄弟弗雷迪·史蒂文给我包扎。由于流了好多血,我有些头晕。那个宽大的壁炉看上去很舒服,火苗窜着钻进烟囱里。弗雷迪在一架老留声机上放起《霍夫曼的故事》里的船歌,好听极了。 最严重的事故是我从马上被甩下来。那是雨后的一天,天气晴朗。杰克·史蒂文斯从韦弗利打来电话,说他正往这儿赶一群羊,让我去接应,以保证羊群从山脊顺利下到那条通向我们那个山谷的路上。那是一条从韦费利到莫瓦蒂亚的土路。我把弗雷迪留在家里,自己骑上那匹廉价买的“哈慕德”出发了。这匹马在买来之前只是半驯服。我出了山谷,晨光下景色美丽,雾气低垂,拉塔树上的鲜花盛开。我沿丛林小路骑去,扇尾鸽一个劲儿冲我叫,好像在笑我。骑到我们那条路和山脊交叉点时,我解开紧肚带,哈慕德蹶了一下,我一只手指划破了一个口子。我揪了一片兰吉欧拉叶把伤口包起来,继续很高兴地朝前骑去,不时扯一片柯罗密可叶芯放在嘴里嚼着。这些叶子都是止血的,对胃也有益处。在走到第一个定居者的家之前,我经过一座蓝土石峭壁,被头一天的雨冲松了的一些泥土和石头突然掉到哈慕德面前。它迅即用后蹄站起,又猛然掉过头来顺原路疯狂地跑下去。我被掀了下来,因为我一路上心神飘荡,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我的一只脚套在马蹬里,脑袋一定是撞在路边的围栏桩子上,我失去了知觉。由于脚仍套在马蹬里,我被拖出去好几英里,直到脚蹬铁勒破了皮革,才把我扔在路上,不省人事。等我苏醒过来,我的3条牧羊狗正侧头凝视着我,弄不明白我出了什么事。我的衬衣和短裤都不见了,我差不多一丝不挂,遍体鳞伤,但还能从路中央滚到路旁,才又昏迷过去。驱赶过来的羊看到我的狗便拥成一团,杰克·史蒂文斯也过来了。他到最近的一个定居者家里,把我送进一间小屋进行急救。第二天,又搬到那位定居者住的房子里。好几处骨头都错了位,需要正过来,掉下来的下巴又推回去了,割破和擦伤处涂上碘酒。几天以后,杰克赶来一辆两轮马车,把我带回莫瓦蒂亚。我不得不在床上躺了3个月,弗雷迪给我按摩。这个事故发生后不久,哈慕德又使杰克躺在隔壁的床上,他的膝盖脱臼了。因此,弗雷迪停止了工作,以照顾我们两人。
  我终于能自己出门去看医生了。他劝我去罗托鲁阿温泉疗养地呆几个月,以恢复健康。我只有付给他们诊费的钱,所以又回到莫瓦蒂亚,那个建议实际是个天上的馅饼。
  我因为这次事故而在家里动弹不得期间,沃尔特·韦伯经常来看我们。他在工务局工作,负责管理我们帮着养护的那段路。他六十四五岁,是个出色的工程师,从未进过学校,从未离开过丛林。但他可以根据自己的计算从两头开挖隧道,使之正好在中间接通。他可以告诉任何一位土木工程师某项活计是否行得通。他有着一副善于创造发明的头脑,这副头脑对任何一个社区来说都可以是巨大的财富,但是被埋没在丛林里。只要天气好,我们就盼他来串门,从不把他当来访的客人,而是把他当做莫瓦蒂亚的一部分,就像那高大的拉塔树、茂密的丛林和幽深的河流一样。他管我们叫“毛头孩子”。夏季有一天,我在河里洗完澡爬上来,手里拿着短裤-那是我们当时仅有的夏天衣服。他站在路上土声土气地说:“要是在奥克兰,就扣你个有伤风化罪逮起来,在这儿,算便宜你了。”
  当沃尔特干承包活的时候,他就带个帐篷搬到工地去住,砍些庞加斯和欧洲蕨铺个很舒服的床,旁边是野营灶和洋铁罐,盛肉的盒子挂在附近的树杈上。等干完活,该回到“沃里”去时,他会在床上翻个身,看看野营灶、洋铁罐,再看看他的狗“泰克”和那匹老母马,喊一声:“全都是乱七八糟!老头子搬家啦。”泰克窜到床边吠叫,老母马期待地抬起头。但是,沃尔特往往转过身去,打个哈欠,又呼呼大睡起来。于是,泰克趴下身来,把头靠在两只前爪上。老母马又摆出一副慢条斯理、悠然自得的样子。不多一会儿,沃尔特便起床做饭,把所有的东西装在马背上,3个伙伴就开拔了。沃尔特·韦伯像福斯泰夫一样身材肥胖,有幽默感,是一个回想起来便使人发笑的人物。他是半个多世纪以前新西兰艰苦、偏僻的牧场上的一块真正的了材料。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6年的孤寂与奋斗,我们亲眼看到自己生产的羊毛价格由每磅29便士下降到2便士,又逐渐提高到6便士和10便士。战后的新西兰出现了多年未有的最严重的失业和20年代日益恶化的经济。对我们来说,一直要为每年挣足够的钱来支付买回来贮存的东西而奋斗。土地部把出售羊毛和羊只的全部收入都收缴上去,只留给一点维持费。我们头两年生产的羊毛是不准许出售的。只有靠为县里的工务局干活,如清理道路,修补路面等等挣些工资。我每星期做些黄油,用邮车运到外面去。每磅可售得10便士,而且少花运费。每个野猪拱可以收进一先令的奖金。很明显,这些收入我们两个人是不够用的。因此,当我的伙伴要结婚时,我想最好是把那里的一切都留给他。
  莫瓦蒂亚的生活给了我笑对一切艰难险阻的能力。它驱散了许多战争中的梦想,使我脚踏实地,并重新使我懂得艰苦朴素的价值。我开始学到许多斗争的知识和其他基本的东西,这对我后来大有好处。
  回到家里以后,我宣布决定去中国——一个被革命震撼的国家。我母亲一如既往地支持我,说这是一件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应该去寻找一条新的生活道路。我的兄弟姐妹们都在建功立业,我是家里最无成就的一个。那时,1926年的圣诞节要到了,但我觉得自己遭到了很大失败,没心思在家过假期。于是,我决定乘船去澳大利亚,迈开了中国之行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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