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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13日  星期四
 
其他国际友人史料
从新西兰视角看路易·艾黎的遗产
 
    新西兰驻华大使  艾尔德
 
    路易·艾黎是一个具有多种特性的人物,他是一位人道主义者、国际主义者、两个国家的爱国者,一个友情笃厚的人。从新西兰视角看,他的遗产也是多方面的。他的生平事迹以及他在中国的岁月所体现的价值,在缔造新西兰与中国政府和民间关系方面继续发挥作用。诚然,对新西兰人来说,还不仅于此,艾黎已成为我们新西兰人心目中的国家杰出人物之一。
    我在1973年初次见到艾黎,那年我作为一个代表团的成员到中国去探讨双边贸易的可能性。1973年之行的有利条件在于,当时两国刚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从而结束了20多年的疏远。有很长一段时间,路易由于公开支持为新西兰政府所不容的政治立场而遭到政府的冷遇。新西兰政府的政策发生转变才使该次访问成为可能。倘若艾黎决意与政府的官方代表(该代表团由一位部长乔·沃尔丁率领)保持一定距离,那是可以理解的。但他并没有这样做。他积极、公开地跟代表团在一起,这就使代表团在中国人的眼里具有如不这样就不可能企望获得的地位。还是在1973年,新西兰大使馆在北京初建伊始,路易既象征性地又以真正的友谊给予支持。说象征性的支持,指他移赠了两尊名贵的古董小雕像以标志新西兰建立官方关系的场所,这两尊雕像一直摆在大使馆门厅里。说真正的友谊,指他欢迎使馆工作人员到他在友协院内的套房住所去,并向他们讲述他在中国获得的丰富知识和经验。这种支持和友谊一直保持到他最后病逝。
    我之所以讲起艾黎晚年与新西兰的融洽关系,是因为从新西兰的观点谈论他的遗产,很重要的一点是承认这种关系,因为,至少与官方和政界领袖的关系,有些时期并不愉快。
    迄今值得怀念的是,当时,一如他在世时其他任何时候,路易表现了令人尊敬的品质,即人道主义,热爱祖国,对他所认识到的真实情况坚定执着。艾黎说:“除了为普通人的事业以外,我从不‘投入’自己,作为一个热爱自己出生国家的新西兰人,我感到有责任明确地、毫不掩饰地告诉国内的人我所看到的真实情况。”
    艾黎完全有条件提供有关中国的“我所看到的真实情况”。1927年他离开新西兰到上海去居住,除了有几次短期外出访问外,终生在中国,达60多年之久。
    从他在中国的早年起,艾黎便积极向新西兰反映他对中国的看法以及那里正发生的事情。他给家里写信,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和评论。他的看法补充了当时在中国的新西兰人为数最多的群体——各教派传教士——的较狭窄的观点,而且还矫正了各条约口岸的记者们按自己的癖好采写的报导,这些记者是30年代新西兰各大报纸栏目中出现的关于中国的少数“直接”新闻的来源。
    艾黎投身于工合运动,促其成长并协助中国发展其他方面的事业。以后,他写回新西兰的报告,性质上发生了变化,使其他新西兰人对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产生兴趣并参与的目的更为明白,获得他们物质上的支持。
    这种支持,特别在艾黎办山丹培黎学校期间尤为突出。援助的形式有现金,有从衣服到种畜等实物,还有人力资源。路易在山丹聚集了一批新西兰人,有教师、技师和医务人员,他们赋予艾黎“创造性教育实践”以新西兰的特性。1948年时,在甘肃的新西兰羊一旦得病便送到山丹由一位新西兰医生医治。山丹学校与新西兰国内也有联系:新西兰在山丹的人员,通过他们写报告和文章,大大增进了新西兰国内对中国的了解,这个中国的形象不同于一些西方记者通常描绘的人口众多的城市和军阀争夺的中国。
    那个时期,新西兰的国家本体在很大程度上仍被认为与联合王国关系密切。艾黎遗产的一个方面便是他发出了虽非主流却持续不断的呼声,提醒人们:新西兰作为一个地理上与亚洲而不是欧洲相联系的国家,还有别的发展前途,还可朝别的方向发展。
    信息的流通不是单方面的,艾黎的活动,使新西兰受到中国当权者的注意,这在许多情况下尚属首次。新西兰本色并不具有鲜明的特征(例如,贝特兰至今在《毛泽东选集》中仍为“英国记者”)。但艾黎就像佩带徽章一样实现他的国籍——这样说几乎毫无夸张之处,且看,他为了舒服,穿着肥大的卡其短裤,头戴长鸭舌帽,而这在他的故土许多年前就已不常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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