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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13日  星期四
 
其他国际友人史料
路易·艾黎与宋庆龄
    
     刘 家 泉
    
     1977年12月2日邓小平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于北京人民大会堂为路易·艾黎80寿辰举行的宴会上发表的祝词中说:“今天,我们大家欢聚一堂,为我们的老战士、老朋友、老同志——路易。艾黎80高寿,表示热烈祝贺。为中国革命事业尽力的国际朋友有千千万万。像艾黎同志那样50年如一日,在我们艰难困苦的时期,在我们创业的时期,在我们胜利以后,始终如一地为中国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是不容易的,所以他受到中国人民理所当然的尊敬。”这是他曾经为之战斗了大半生的第二故乡的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他的高度评价。将近10年后,1986年12月19日,他的祖国,也就是他的第一故乡的国家总理戴维·郎伊又给他做出了高度的评价:“很少有人与一个国家及其人民在如此重大的动乱和转变时期一直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你对中国的发展所作的贡献在中国和新西兰都广为人知并受到尊敬。你确实架起了缩短新、中两国之间距离的桥梁。”
     路易·艾黎作为一个新西兰人,所以能够在地球的另一极,在远离自己祖国的中华大地上创下了如此非凡的业绩,除了他本身所具有的高尚品德、惊人的毅力和不懈的奋斗以外,与宋庆龄的结识也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早在1916年艾黎19岁时,他就虚报年龄参加了新西兰远征军,到欧洲进行了反抗侵略的战斗,两次负伤并荣获军功章。1926年他到澳大利亚当海员,这时报纸上不断刊登中国北伐战争的消息。正在发生变化的中国引起了他的关注,他决定到中国去看看这个动荡的东方大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1926年4月21日,他乘船到达上海,当他上了岸在经过一个码头工人身边时,那工人朝他脸上吐了口唾沫,使他意识到这些长期在外国侵略者压迫下艰难度日的工人有着强烈的“排外意识”。他到达上海的第四天,经过他那双锐利眼光的观察,就在给家人的信中讲述了这一个东方大城市贫富不均的现象:一面是宫殿式宅邸的“拥有巨大财富的人”,一面是“辛苦劳动,比牛马不如”“处于最底层的阶级!”显然,他把同情放在劳动大众一边。
       凭着他身上带着一位新西兰朋友的介绍信,他找到了上海租界工部局的一份工作,开始担任小队长,后任消防处队长级督察。由于要检查租界工厂的防火措施,使他经常深入工厂车间,直接接触广大工人群众。正如他自己说的“随着我对中国的情况有了更多了解,我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开始产生了感情”,后来他担任了工部局工业科的工厂督察长,他在“从事工厂督察工作期间最痛苦的经历之一,是看到在当时的缫丝业体制下童工所遭受到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折磨”,接着他在无锡亲眼看到,为了组织缫丝工人成豆工会以争取较好待遇的6名青年被指控为“共产党员”而遭到处决,一个个被“打得脑浆迸裂”,使这个新西兰纯朴青年的心灵感到震撼和困惑。
       正当路易·艾黎在中国从所见所闻中提出一个又一个问号、迫切要求得到解答之时,他认识了宋庆龄。他第一次看到宋庆龄,是在1929年6月1日,举行孙中山奉安大典时,看到“她默默地与她的妹夫蒋介石一起走在前面,但保持一定的距离”。直到1933年史沫特莱带他到上海莫里哀路孙中山故居才认识了宋庆龄本人。他们初次见面就谈得非常投机,同情劳动人民的苦难,仇恨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共同思想感情,使他们一见如故,从此建立了终生的友谊。宋庆龄那挺拔轩昂的气度,刚毅坚强的风貌,非凡的人格魅力,使艾黎非常敬重。为了求得对中国黑暗社会现实的理性认识,艾黎和几位外国朋友组织了一个小组,学习了《共产党员宣言》《资本论》等马列经典著作,通过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使艾黎等认识了工人贫困的根源,开拓了视野,获得了从事革命工作的巨大动力。
     在宋庆龄的鼓励和支持下,小组成员与中共地下党建立了联系,艾黎的住所经常被用作地下党员、革命志士的避难居留地。在1985年作者访问他时,他还说在他的住所安装了一部秘密电台,担负起颇具风险的革命通讯联络工作,实际上他的住所成了一个革命的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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