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9月23日，星期五

    三时，木克吉把我们叫醒。我们在黑古隆洞的夜色里(清晨一般不供电)穿好短军装，不到一小时就准备就绪。碰到美国犹太记者鲁本斯小姐，她将随我们的卡车队同去长沙。这次行程约500公里，本可乘坐火车，因有遭空袭之虞而放弃了。满载着军需品和药品的七辆卡车，车与车之间保持100米的距离，在前导车的引领下，小心翼翼地朝前开去。车子盘旋在布满急弯的山路上。扬起股股尘土。坐在前导车里的是郭先生夫妇、鲁本斯小姐、加拿大记者哈里森先生和爱德尔大夫。剩下的人分乘后面的几辆卡车，坐在司机旁边。路面很窄，未铺沥青，十分险恶。景色很美：小山、村庄、溪流。俯视深谷，可见不少堕毁的卡车，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在路边饭馆吃了中饭和晚饭，共走了300公里，在遭到严重轰炸的曲江县过夜。我们住进一家简陋的中国式旅店，房子还没有遭受破坏。每人一个小房间，房间里有用土砌成的床，床上铺着竹席，很凉爽，还有一个形似砖头，上了瓷釉的枕头，中间稍凹，供枕脖颈之用。听说这些东西夏天十分凉爽，南方人都喜欢用。

    我上厕所离开了房间，几分钟后回来，发现搭在椅背上的上衣不见了。我的美国运通公司支票、20英镑现钞、护照也不翼而飞。我大声嚷嚷起来；九时，我们那位个子高大、聪明机警的向导郭先生到警察局报了案。花了半个小时对房客进行了检查，但一无所获。

    我很感忧虑，因为在外国丢了护照，又是在战时，后果不堪设想。

        

    ·1938年9月24日，星期六

    早晨出发之前，警察局长来了，给了我一份公文，说明护照已丢失，让英国驻汉口领事馆颁发新照。他还保证说，不久就能找到护照和钱。但我将信将疑。

    六时一刻，车队出发。道路状况与昨天一样，车在陡峭的山路上行驶，两旁有狭小的山谷、清澈的溪流、绿色的稻田、青翠的竹林。美丽的景色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减轻了汽车颠簸造成的不适之感。有时我们与铁路线平行前进，有时可见整列火车隐蔽在隧道里躲避轰炸。中午和下午，坐船渡过两条大河。

    天色黑得很早。我们已接近目的地长沙，因道路较前好了。大家疲惫不堪，司机尤甚。城墙已隐约可见，但不让我们过河进城。卫兵说因有空袭警报，长沙已实行宵禁。浑身疲乏，在路边旅店简单进餐后，在汽车硬梆梆的坐椅上半醒半睡地过了一夜。

        

    ·1938年9月25日，星期日

    清晨进入长沙市内。天气已转凉。径直前往湘江边的一所中学，现已改为练兵场。我们尘土满面，衣服也脏了。到公共浴室脱光衣服冲了个凉水澡，然后喝了杯浓咖啡，穿上呢子军装，到不远的一间茅屋里去见了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部主任罗伯特·林博士。他是有名的生理学家，曾在著名组织结构学家、爱丁堡大

    学教授谢弗博士手下学习，并一起做过研究。他受到中国西医大夫的尊重和爱戴，他号召医生参加红十字会，参加军队，得到了积极的响应。我们将在这里受训两周，然后派往前线——汉口的医院。爱德尔大夫和我建议去华北前线的八路军里工作，林博士总是默不作声。

    林博士和中国红十字会官员在当地一家旅馆举行盛大欢迎宴会，大家又吃又喝，整整三个钟头，到九时半才结束。哈里森(后来发现是加拿大医生，不是记者)、鲁本斯小姐还有木克吉大夫都被人架着回到住所。保持清醒的只有卓克尔大夫，

    冀博士和何登夫人，他们是从广州坐了一夜火车后到达这里的。

        

    ·1938年9月26日，星期一

    早餐用了饼干和咖啡。去拜访湖南省卫生厅，参观制药厂。遇到长沙市长，他邀我们吃晚饭。药厂里有两位英国人，一位是罗伯逊大夫，由国联流行病预防局派出，另一位是细菌学家。这位市长不如广州市长精明，要通过翻译讲话。省长因工作繁忙，未能前来，托人表示歉意。中午在饭馆吃饭，返回营房时看到了许多被炸地区。下午乘车游览市容。在一家名字特别的、称作 “福禄寿”的旅馆喝了咖啡。陪随的有鲁本斯小姐，还有一位童子军作向导。街道狭窄，汽车开不进去，只得安步当车。街上熙熙攘攘，高楼前面开着各色店铺，楼顶之间支着黑色布篷，好让顾客和小店免遭日晒雨淋。鲁本斯小姐买了双草鞋，回到我们宿舍，便教卓克尔大夫和柯棣尼斯大夫跳起了西方舞。看着上了年纪的卓克尔大夫认真地跳着，他的大肚皮上下颠动，十分有趣。

    乌拉，家信来了！◆◆◆◆◆        

    ·1938年9月27日，星期二

    早餐用莲子、咖啡。好得很，空袭警报响了，我们将在空袭伤员救护站实地演习。我们隐蔽起来，在那里等到十一时警报解除。没有轰炸——没有伤亡。参观军队医院，医院整洁干净，医生护士年纪轻、效率高，病床上躺满伤兵。

    下午与郭先生(广州来的向导，军衔为少校)一起去红十字会运输部。院子里有许多卡车、救护车，都是海外华侨捐赠的。接着去医药批发中心，选装药物器械，运往战区医疗单位。一位身穿红十字会会服的年轻女士用英语给我们作了出色的介绍。我真不愿离去，但必须去参加为一名十七岁的少年举行的追悼会。他是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他冒着敌人的轰炸从街上抢救一位受伤的市民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他将担架抬进救护车时，一片流弹击中了他，穿透了他的头颅。孩子的父亲和其他几位讲了话，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之后，一群九至十五岁的少年采访我们。他们已在农村行走了700英里，宣传全民团结抗战，鼓舞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队长是老练的演说家。结果，我们采访了他们。

    收到孟买援华委员会一信，信中淡漠的语气使我们沮丧。找到了一家供应北京菜的饭馆。点了圆饼、馅饼和蔬菜。卓克尔大夫再次跟鲁本斯小姐学跳舞，增添了大家的乐趣。

        

    ·1938年9月28日，星期三

    主任林博士在全国红十字会上课。这是个半军事性组织，是与军队的战地医院、基地医院以及收容站协同工作的。正讲着的时候，警报响了，我们分散到江边的空地上。观看了不少曲曲弯弯的坑道，坑道里架着机枪，枪口对着江面。这是五年前红军为保卫长沙、打击前来支援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的外国炮舰而挖掘的。警报过后，继续听课，直到中午。中午，张省长在漂亮的别墅里举行午餐招待会。他也似乎被富于媚力的鲁本斯小姐吸引住了。再次响起了警报，只得中途离开饭桌，奔向防空洞，并在那里很不方便地吃完了午饭。下午由雍大夫继续上课，他个子矮小敦实，是位x光专家。突然接到通知，让我们于明晨六时随运送医疗物资的车队前往汉口前线。我们和十名中国护士和包扎员一起编为第十五治疗组，将派往前线的后方医院。晚上忙着收拾行装。据透露，鲁本斯小姐也将乘救护车与我们同行。有人开玩笑说，她可能是国际间谍，并让木克吉注意，因为他好象迷上了她。林博士说．他已给他在汉口的朋友史沫特菜发去电报，请她尽力照顾。

       

    ·1938年9月29日，星期四

    清晨五时半，一切准备就绪。分乘三辆卡车动身前往汉口。领队是红十字会交通部的威廉·吴先生。同行的还有一位蓄着胡须的中国大夫。卓克尔大夫和我在第一辆车，爱德尔大夫和柯棣尼斯大夫在第二辆，木克吉大夫和鲁本斯小姐不可避免地坐在第三辆，吴先生和那位中国医生坐在前导车里。车队乘渡船过江。朝北方开去。下午一时半到达崇阳镇，打算在那里吃午饭。一个半小时以前，该镇遭到严重轰炸。到处是弹坑，到处可见被炸的房屋还在燃烧、冒烟。

    其他建筑物已完全炸毁。遍地断垣残壁。除了死尸之外不见一人。尸体的腐臭味和浓烈的烟熏味充斥空间。几条丧家之犬夹着尾巴到处闻嗅。碰到了医疗组和护理组的几个红十字会同事们，说是该镇连续三天被炸，连一所完整的房子也没有了。他们在安全地区支起了帐篷，并已处置了200具尸体和100名伤员。其余的人都已挑着仅有的一点家私，逃难去了。吃了从长沙带来的面包和煮鸡蛋，喝的是一路带来的水壶里的水。我们不习惯中国人通常喝的开水。我们把开水分装在几个水壶中晾凉了再喝。

    道路被炸毁了，高低不平，车子颠得厉害。下午五时半，发一现车子走错了路，正朝江西东部开去。看到一批批撤退的士兵，蹒蹒跚跚地走过，有的受了伤，四肢或头上包着满是血污的绷带，有的在收割后的稻田里拣稻穗。有几个士兵端着枪，拦住了车，向我们要吃的。我们把能吃的东西都给了他们，还给了他们

    一些药和绷带，终于在迅速降临的夜色中重新开上了去汉口的公路。敌人的机枪声越来越近。

    在漆黑的夜色中(战区内不准使用头灯)，我们后面的卡车掉队了。晚十时半，卓克尔和我乘坐的第一辆卡车，在危险崎岖的山路上行驶了终生难忘的75英里之后，终于抵达长江南岸的武昌镇。坐渡船过了江，发现码头上孤零零地站着两个前来欢迎的人，一个是有名的美国作家、记者史沫特莱女士，还有一位是红十字会的卢大夫。其余的人早已离开了，因为我们没有在下午六时抵达，他们以为我们取消了原有计划。不过史沫特莱女士认为我们肯定会来。汉口是个很大的现代化城市。十一时半，把我们安置在路德教会经办的一所大公寓里之后，他们又奔向码头，去接在我们一小时后到达的爱德尔大夫和柯棣尼斯大夫。木克吉大夫和鲁本斯小姐乘坐的第三辆卡车毫无踪影。午夜已过，旅馆里已不供应饭菜，史沫特莱女士叫醒了附近一家饭馆的老板，请他为我们煮了咖啡。热咖啡很提神，但太咸了。原来那位老板睡意尚浓，错把食盐当成了糖。凌晨，我们带着疲惫的身躯、饿着肚子，各自回到陈设豪华的房间，上床睡觉。◆◆◆◆◆        

    ·1938年9月30日，星期五

    与卓克尔大夫、史沫特莱女士一起在附近的美国海军基督教青年会用早餐，然后去红十字会总部。上午十时，爱德尔大夫和柯棣尼斯大夫来到总部，并和我们一起去以前的日租界地参观第六十四后方医院，又去华界观看另一所医院。明天起我们将在这里工作。一支力量很强的来自爪哇的华侨医疗队已在这里工作。两所医院都又挤又脏。共有4000多名伤员，半数躺在铺着稻草的地板上，感染了的伤口散发出腐臭味，满是血污的绷带随处可见。弗雷达·厄特利小姐带我去见了英国总领事，他保证给我颁发新的护照。中午在海军基督教青年会吃饭，席间，史沫特莱女士给我们介绍了王炳南同志和他的德国夫人安娜，一位颇具才智的女士。她带我到一家照相馆，我在那里照了护照用的相片。

    木克吉和鲁本斯小姐的卡车下午四时才到。昨晚来武汉途中，因没有汽油，他们只得在路旁的一家客栈过夜。晚七时半，在四川饭店参加了八路军代表为我们举行的盛大晚宴。我们五位大夫全穿军装。出席的有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将军，他身材魁梧，和蔼可亲，是广州公社的英雄人物，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参加者，能讲流利的俄语，稍懂英语；凯丰同志，中国共产党宣传部部长，身材矮小，总是面带笑容，笑的时候本来就小的眼睛变得只有针孔大小了；董必武同志，个子高高的长者，举止文雅，蓄着两端下垂的胡须，他是共产党湖北省委的负责人；王炳南同志，年轻机警，共产党国际宣传部部长，不会讲英语，由其俏丽的德国妻子帮他将德语译成英语。还有年纪稍长、腰背微驼的史沫特莱女士，在这陌生的国度里，我们早把她视为向导和师长，她能讲流利的德语。出席的还有共产党日报的经理以及个子高大的俄国塔斯社的罗果夫同志。这一晚上过得十分愉快。叶将军首先为印度独立干杯，这为两个半小时的宴会定下了基调。接着，不同国籍的人用不同的语言唱起了一支又一支歌——八路军的进行曲、八路军过黄河的歌曲、苏联红军的《空军之歌》等。令我们吃惊的是，史沫特莱女士唱起了《敬礼!祖国》。我只得用孟加拉语唱了首纳兹鲁尔作词的歌《前进!前进!》。这首歌有着战斗的旋律，似乎很讨人喜欢，甚至叶将军也问：英国人能准许在印度唱这首歌吗?接着，史沫特莱女士唱了《马赛曲》和英国工人歌曲。最后，大家起立，用不同的声音和语言，齐声高唱《国际歌》，这一温暖人心的国际聚会至此结束。

    晚十时回到路德教会公寓，我深受鼓舞。

        

    ·1938年10月1日，星期六

    卓克尔大夫和我编为一个外科组，柯棣尼斯和木克吉大夫编到另一外科组，爱德尔大夫任内科医生。我们在爪哇支队一位医生的陪同下，到达第六十四后方医院。手术室内，一位爪哇支队的外科医生正在给病人做外尿道手术。院方分拨给我们一些伤病号，我们给他们做了一般性包扎，并做了几例简易手术，一直工作到中午十二点。半小时后，我们乘车到八路军叶将军的总部，与战士们共进他们惯常所吃的“八分钱”午餐。由史沫特莱小姐、安娜女士和王炳南同志作陪。我们先到房顶上拍了张合影，然后回到饭厅。八路军官兵和中国共产党的负责人已等在那里。“这可不是什么八分钱的饭，”我们评论说。“为了招待你们，

    特意多准备了几样菜，”叶将军回答说。凯丰同志作了精彩的讲话，先由王炳南同志译成德语，然后再由史沫特莱为我们译成英语。他说，这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不仅是为中国而战，而且是为世界上所有被压迫民族而战。中国决不会忘记印度人民的支持，并且将在印度需要的时候予以报答。叶将军说，八路军和

    中国共产党欢迎印度医生同志们，他们不远万里来帮助中国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他们的到来增强了中国人民将抗日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的决心。在大家要求下，爱德尔大夫用乌尔都语发表正式讲话，他的话先由卓克尔大夫译成英语，再由一位记者从英语译成汉语。他说，中国的斗争在其邻国印度引起了巨大反响。印

    度人民派医疗队来中国，以助一臂之力。这一事实表明，印度各地的反帝情绪有多么强烈。八路军官兵们对他的讲话大为赞赏。随后，全场高唱“起来”和八路军军歌。史沫特莱小姐竭力称赞我昨晚唱的那首“纳兹鲁尔进行曲”，说这首歌好极了，定要我再唱一遍。看到我犹豫不决，凯丰同志诙谐地说：“八路军可是爱唱歌的。你要是不唱，可没资格和他们一块儿工作哟。”当翻译把“纳兹鲁尔进行曲”的歌词译成中文后，全场爆发出一片掌声。

    罗果夫同志回来时异常兴奋，他说他刚给莫斯科发了、一份四百字的新闻电稿，报道昨天晚饭时的热烈场面。

    思想保守的卓克尔大夫素来对“共产主义”一词敏感，今天却也被八路军年轻战士们的热情友好所感动。午餐结束时，他紧紧地拥抱了一名十五岁的身穿军装的男战士。

    晚间拿到护照照片，但英国领事馆已下班。到红十字会总部取医院用的围裙。在青年会与几位美国战地记者共进晚餐。◆◆◆◆◆ 

        ·1938年10月2日，星期日

    上午，救护车没有来接我们去后方医院。在路德教会公寓一位印度看门人的指引下，我们步行去上班。下午，卓克尔大夫和我又来到这所医院，检查两名伤员的腿伤，并用x光检查子弹或榴霰弹的位置。回饭店后．在楼梯上碰到三位印度绅士，他们请我们去喝茶。年纪最轻的一位叫梅塔，是电气工程师；另一位叫

    辛格，自称是劳工领袖阿吉特·森的朋友；还有一位是南印度人，英语教授，曾到过美国等许多地方，并在不少国家的首都工作过。旅居汉口的锡克人社团领袖请我们到他们的庙宇用茶点。一百多名锡克人正在祈祷。之后，爱德尔大夫用乌尔都语向他们介绍了他在西班牙的经历。我怀疑听众是否能理解他的意思。他们大多是英国商行或贸易公司的小职员，也有为英国人办事的巡捕。有的和中国女人结了婚，退休后在那里定居下来。不少人薪水微薄，靠当牛奶工捞点外快。回饭店后，觅到从一佛教团体来的三位中国绅士，邀请我们下星期二去喝茶。晚上，和一位年轻的美国记者出去闲逛，在维多利亚公园电影厅看了一场迪克·鲍威尔的老影片。

    六时半，正要上床睡觉时，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一声巨响。我想可能是敌机轰炸，便和其他人疾步跑至长江边。只见两条装着石油的驳船起了火。冲天的火柱映红了漂满石油的江水。

        

    ·1938年10月3日，星期一

    今天上午，我们都没能到医院去上班。爱德尔大夫陪我到英国领事馆去申请新护照。柯棣尼斯、卓克尔和木克吉三位大夫半路碰上空袭警报，只好中途返回。下午四点，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小姐和王安娜女士领我们去参观《新华日报》(共产党的日报社)。潘主笔和印刷工人在报社俱乐部向我们表示热烈欢迎。

    潘先生在讲话中说，印度人民为把印度从英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下解放出来，自己也正在进行斗争，但他们却派遣了医疗队来支援中国人民的反帝、反法西斯斗争。中国人民对此是深为感谢的。

    我们和十分友好的印刷工人一起喝了茶。然后我独自前往照像馆，出来后竟迷了路。只好叫了一辆人力车把我拉回公寓。但因语言不通，车夫不知道我要去哪里。最后，我总算看到了作为路德教会公寓地界标志的江岸。

    晚八时，和史沫特莱小姐，王安娜女士一道去基督教青年会吃晚饭。边吃边热烈地讨论应如何改进医院工作和加强红十字会的活动，直到半夜十二点。史沫特莱小姐充满激情地讲起她最近访问过的山西战区八路军的情况，使我们深受鼓舞，我简直听入了迷。从她的话中仿佛看到了她曾在书中描写过的中国红军。在谈到蒋介石夫妇的倒行逆施时，她忿忿骂道：“我不能不恨他们!”像这样措词强烈的评论，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1938年10月4日，星期二

    上午去医院。卓克尔大夫和柯棣尼斯大夫在手术室忙着做手术；爱德尔大夫和我诊治内科病人。我们对空袭警报已习以为常了。在医院时遇上一次，在归途中又遇上一次。中午，与给了我们许多帮助的王炳南同志和他的德国夫人在基督教青年会共进午餐。接到命令，要我们去会见从长沙来的红十字会总部主任罗伯特·林大夫。他告诉我们，可能将视战况让我们在第六十四后方医院工作二十多天，然后再安排我们连同医院沿江西撤至宜昌。下午四时，几位佛教徒请我们在一家餐馆吃茶点，并发表了爱国讲话。他们曾组织过担架队，把伤员从前线抬下来。

        

    •1938年10月5日，星期三

    由于来了新伤员，医院上、下午工作都很繁重。

    傍晚，安娜来我们房间，一起议论中国的形势和政治问题。她给我们介绍了国民党蒋介石及其党徒们的腐败情况?人民如何遭受苦难，士兵在战场上如何受长官欺压，成千上万的难民辗转逃到后方所受到的待遇，以及国民党政府普遍对战争前途所抱悲理情绪，等等。随后，史沫特莱小姐也和我们一道去基督教青年会吃晚饭。爱德尔大夫和我表示强烈希望去华北八路军工作。艾格尼丝对我们深表同情，说她已和林大夫谈过此事，并已征得他的同意。她热情地看着我们，并告诫我们应改变文弱的气质和城市中的生活习惯。如果我们真的想和游击队一道工作。就应很快学会轻装，在漆黑的山路上一连行军90里等的本领。我们答应她说，一到宜昌和重庆，我们将每天练习长途爬山，来减轻体重，并锻炼只带少量给养和行装行军的本领。◆◆◆◆◆

    她还谈到，她非常想去印度，但英国人不许她入境。她感到十分高兴的是，印度这个她向往已久的国家派了五位医生代表来到中国，而他们又志愿到华北去为她所爱戴的八路军工作。她祝我们一切顺利，并向我们辞行，因为明天上午她就要和林大夫一起去长沙了。

    卓克尔大夫愁眉不展，他不赞成到共产党地区去工作。他承认自己年纪大了，受不了史沫特莱小姐所讲的那些艰难困苦。

    晚十时半，林大夫来和我们告别。读安娜送来的有关中国红军的书直到深夜。

        

    ·1938年10月6日，星期四

    上午正当在第六十四后方医院忙碌的时候，来了紧急命令，要我们到另一地区的第八十七后方医院去参观。半路遇到空袭警报。上午十一时，一辆卡车来接我们去第八十七后方医院。爱德尔大夫没有去。该院医生就一些新伤员的并发症问题同我们进行了讨论。为了熟悉周围的环境，柯棣尼斯大夫和我到四处转了转。晚饭后，又与王安娜讨论了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

   

   

    ·1938年10月7日，星期五

    音信渺然的哈蒂·辛格先生终于有了消息。他来电说，我们的救护车和卡车已从香港启运。

    在长江对岸武昌的一所医院里，一位姓贝的将军患了重病，希望我们去诊治。为此，我们不得不取消对医院的访问。要上路时，王安娜带来消息说，贝将军病已垂危，陷入昏迷状态，即使我们去也于事无补了。

    英国领事霍华德·斯普林给了我新护照，持此护照可去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丢失的那本护照却只限于去中国，有效期一年)。我对此十分感激，并照章交纳了15先令护照费(合21元中国法币)。

    午饭后，卓克尔大夫、柯棣尼斯大夫和我从银行跑到邮局，花了10元中国法币，给印度国内寄去一封装着新近拍的二十四张照片的超重信。

    下午三时半，我们和王安娜女士一起前往位于原日本租界的八路军总部，会见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同志。我曾在斯诺写的《西行漫记》中读到过有关他的事迹。他现在担任中央政府民众动员政治部副部长。几年前他还是蒋介石的敌人。现在成了他可信赖的朋友。他还是国共两党之间的主要联络官，协调统一战线顺利工作。周恩来同志正在举行记者招待会，大厅里挤满了中外记者。他对自己的助手似乎有点不耐烦。他精力充沛，富于斯文气度。在中国人少有的两道浓眉下面，一对睿智的眼睛炯炯有神。由于太忙，他没有时间刮脸。在讲话中间，他不时去接电话或阅批电报。桌上铺满了档案、文件、地图和书籍。他正在介绍当前的军事和政治形势，《新华日报》的编辑章汉夫先生将他的话译成英语。他听着英语翻译，必要时纠正一些词句。招待会结束时，他热情地招呼我们，并对我们愿意到遥远的华北去为八路军服务表示高兴。但他指出，“为了照顾统一战线，你们应暂时在国统区工作。”

    这位有才干的中国领导人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回去的路上，王安娜女士对我们说：“你们将永远不会忘记同这个人的第一次会面，他肯定将在世界历史上留下一番业绩。

    两位印度锡克人在一家餐厅请我们吃俄式晚饭。罗果夫同志也在座，帮助介绍菜单。

        

    ·1938年lO月8日，星期六

    八时半空袭警报解除后，我们到第八十七后方医院去指导伤位包扎，共两小时。

    下午，安娜跑来告诉我们，要柯棣尼斯，木克吉和巴苏三位年轻大夫作好准备，与一组记者到前线去。当我们穿好军装准备出发时，她的丈夫却来通知说，我们要去前线的消息见报后，蒋委员长不同意，所以整个计划被取消。我们感到很失望，便雇人力车坐到英国人开设的跑马场散散心。夜空清澈，一轮圆月正从东边升起。此情此景使我不禁想起孟加拉邦欢度拉克西米节时的夜晚。当我们在修剪整齐的草坪上漫步时，我脑中忽然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草坪里会不会有蛇?我把自己的担心告诉了大家。果然不出所料，瞧，就在我们前面，有一条小蛇正在昏暗的草坪上蠕动。柯棣尼斯大夫因腹泻不止，卧床休息，没有和我们一道

    享用广东饭菜。

    中国人今天过中秋节。所有的餐馆、电影院和商店顾客盈门，一直营业到午夜。夜里下了一场雷雨，使天气凉快了一些。中秋还如此闷热，似属反常。◆◆◆◆◆        

    ·1938年10月9日，星期日

    只有柯棣尼斯大夫一人到第八十七后方医院去上班。卓克尔大夫和我都得了腹泻，大概是饮食不适所致。收到香港来的电报。吴大夫通知说，我们的卡车已经启运，救护车将于十九日运出。这个消息真叫人高兴，我们去法租界，同叶将军和其他几位八路军朋友以及几位关心印中关系的外国记者一起，吃了一顿便饭。

    下午，与三位朝鲜人在我们所住公寓三层美联社的办公室一道用茶。听说两支乘火车北上的医疗队都因交通线被敌军切断而不得不中途返回。夜晚奇热。我们在海军基督教青年会的草坪上，吃的晚饭。皓月当空，照得大地通明。

   

   

    ·1938年10月10日，星期一

    救护车没来接我们，因此未能去医院上班，今天是中国国庆节“双十节”。在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一场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武昌(长江对岸的一个城市)起义是这场革命中最重要的事件。当地人民正在庆祝武昌起义二十七周年纪念。无数面国旗悬挂在窗口和屋顶上，映着秋日的蓝天，在金色的晨光中迎风招展。暑热已过，吹来第一场暮秋的凉风，使我们想起加尔各答的春日和风街道上挤满了游行的青年，爱国歌曲在马路上空回响。不时传来鞭炮声，那是人们在庆祝前线的胜利。两营日军在江西前线被歼。因委员长视察本市，引起交通堵塞。

    爪哇支队与香港护理包扎小组和我们同在后方医院工作。爪哇支队的戈大夫邀请我们去参加庆祝晚宴。叶剑英将军和周恩来同志也在座。那晚大家喝酒之多难以想象，却没有一个人喝醉的。周恩来同志面不改色，尤其清醒。晚宴气氛欢快，毫无拘束。既不分官兵，也不分领导和老百姓。我从未见过这样融洽无

    间的情景。我们这些生性严肃的印度人，在这欢乐气氛的感染下，竟也放声歌唱起来，我们的歌声同许多其他语言和曲调的歌声在餐桌上汇合在一起。连最古板的老卓克尔大夫也用印地语唱起了爱情歌曲。我再次观察周恩来同志的神情。在那对浓眉下面，一双明澈智慧的眼睛正注视着周围的一切，闪烁着友善的微笑；他吃得很少。安娜再次对我们耳语说：“二十年后你将为曾见到过这位杰出人物感到骄傲。”我反问道：“何必要等那么长，到二十年以后呢?”

    叶将军端了一小杯烈性白酒从另一张桌子走过来，为印度革命胜利祝酒。我们也举杯向英勇的八路军致敬。

   

   

    ·1938年10月11日，星期二

    军事形势对中国日趋严重。我们所在的第八十七后方医院要撤退到长江上游的宜昌。长沙的红十字会总部打来长途电话，林大夫要我们时刻做好撤退的准备。

        

    ·1938年10月12日。星期三

    因多数人员业已撤退，医院里无事可做。我们到处闲逛，买点小件东西，以此打发时间。

    听到紧急空袭警报后，我们急忙跑到屋顶上去观看苏联人驾驶的“蜜蜂”式飞机与日本飞机空战。苏联人装备精良，战斗英勇，这是有口皆碑的。但令人失望的是，空中却不见日本飞机的踪影。

    我们警告木克吉大夫要行为检点，不要再和那些外国姑娘纠缠不休，在一起混，她们有可能是外国政府派遣的间谍。近来，木克吉大夫时常不参加我们的社会活动。王炳南同志和安娜也向他晓以利害，说明了这类事情可能引起的后果。

        

    ·1938年10月13日，星期四

    气温骤然降到华氏20度，时而下着蒙蒙细雨。我和柯棣尼斯上街去买东西。

    下午四时，在王炳南夫妇陪同下，三位朝鲜革命者和一名日本共产党人来见我们。在一起认真地谈论了三个半小时，由于语言障碍，讲的话要经多道翻译，从日语到朝语，从朝语到汉语，再从汉语到德语，最后由安娜译成英语，听起来十分有趣。那位日本人是个作家，负责向前线日军寄送宣传材料。他与中国人在一起生活和工作。三位朝鲜人则从事着要将朝鲜从日本占领下解放出来的革命工作。我们和王炳南夫妇在一家佛教徒开办的素餐馆吃晚饭。这些素菜都被做成荤菜的样子。◆◆◆◆◆        

    ·1938年10月14日，星期五

    红十字会总部通知我们整理好行装，今夜可乘轮船去宜昌。还没等行李完全收拾好，红十字会的戈大夫又来通知说，轮船改为17日夜间启航。在等船期间，我们也有事做，从明天起到长沙红十字会总部去为参加救护队的志愿人员检查身体。

    我们在一家北方餐馆吃了饭。我们很爱吃一种叫做“饼”的面食，味道很象印度的“查巴第”。在谈话中了解到，爱德尔大夫一方面笃信甘地主义，一方面又自称是位左派革命者和共产主义同情者，这岂非自相矛盾。

    中午去英国领馆签署了一张寄往香港美国运通公司的保证书，以为我丢失的旅行支票挂失。为签这张保证书花了10先令。

        

    ·1938年10月15日，星期六

    天气一天凉似一天。我们全天为二百多名志愿人员检查了身体。中午同爪哇支队的戈大夫和几位护士到一家广东餐馆吃饭。结识了军医处长胡大夫，他是位性格开朗的老人。他给我们讲了一个十分可笑的故事。一位年轻的德国妇女嫁给了一位姓王的中国军官，婚后给部队带来不少麻烦。她自诩有两张医科研究生文

    凭，标榜自己是少校，一天到晚总是穿着军装、马裤和马靴。虽然她只有二十三岁，却说自己在战地医院做过很多疑难手术。实际上，她只在女童子军中受过三个月的训练，另外还学过三个月的急救护理。

    晚间到法租界的一家中国戏院去看京剧。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京剧，整个演出十分有趣。在一片锣钹声中，女主角用一把铅笔刀自刎了。舞台人员忙着把枕头和垫子拿上场来，让女主角躺在上面。后来，她又边唱边走下舞台。一位打扮成勇士模样的男演员给她端来一杯茶，让她润润嗓子。这时，舞台后幕落了下来；但那位女演员和舞台人员却仍留在台上，观众对他们的动作一览无余。尽管如此，观众仍看得津津有味，还不停地嗑着瓜子，闭着眼睛随着乐拍摇头晃脑。

        

    ·1938年10月16日，星期日

    全天繁忙，在红十字会总部为二百多名志愿参加救护训练的人检查了身体。已确定我们明天撤出汉口。战线越来越逼近了。下午，日本飞机成群飞来轰炸这个城市，遭到了部分地面炮火的阻截。我们在诊室里也能听到哒哒哒的机枪声和隆隆的高射炮声。未能到屋顶上去观看这场有意思的战斗，令人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