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日子里
发布日期:2011年08月03日
最后的日子里
 
  白求恩在孙家庄战斗中划破的手指,第二天伤口就发炎了。肿胀和剧痛折磨着他,但他对谁也没说。每天工作结束以后,他把那只感染的手指浸泡在浓食盐水里,第二天又照常为伤员手术。在他们转移到一分区医院之后,他一连两天检查了两个战地医疗所的工作,做了几十个手术,举办了两次现场讲课。
  11月1日,从前线送来一名患颈部丹毒合并蜂窝组织炎的伤员,白求恩决定立即亲自手术。医生们劝他:“白大夫,你手指上的伤还没好,有感染病毒的可能,这个手术就让我们做吧。”
  白求恩摇摇头,对同志们说:“这个手术难度大,弄不好伤员的生命会有危险,还是让我来吧!”
  大家见他态度坚决,只好赶忙为他挑选了一副新手套递了过去。可不曾料到,就在白求恩为伤员纵横切开伤口的时候,手套被划破了,病毒侵袭了他受伤的左手中指。
  11月2日,就在白求恩遭受致命感染的第二天,他又不顾头一天七十里行军的疲劳,忘却了全身不适,像往常一样,在天亮的时候,支撑着起床,检查了二百多个伤员。
  11月3日,他用手套将左手封好,为十三个伤员做了手术。
  就在白求恩硬撑着身体为伤员做手术的时候,疾病在无情地折磨着他。最后一个手术刚做完,他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当他迈着沉重的步子回到住地,便一头栽倒在床上。
  晋察冀军区领导很快获悉了白求恩患病的消息,指示就地休息,想尽一切办法为白求恩治疗。
  让白求恩休息?这个任务很难完成。大家知道,只要有战斗,只要有伤员,谁也无法让他休息。医疗队临时作出决定:封锁前线消息,不让他见到伤员,把他安置在村子中间的房子里,以免听到从前线传来的炮声。
  11月4日,白求恩真的以为前方的战斗暂时少了。他刚一退烧,就靠在床上,修改医疗工作报告,又写了一份关于治疗疟疾的讲课提纲。
  11月5日,一阵隐约的响声从窗外传来,沉睡的白求恩突然惊醒了。他“霍”地从床上站了起来,穿上棉军服,推开窗户,大声呼唤着。
  同志们跑了进来。白求恩烧红的脸上带着怒气,“你们为什么骗我?你们以为我是白痴吗?骗我是谁的责任?先别管吧——我们以后再讨论。很明显,北面有战斗。告诉他们准备好,越快越好。”
  “白求恩大夫……”大家想对他解释。
  “我认为我们应该马上出发!”白求恩语气坚决。
    “白大夫!……”同志们还想说服他。
    白求恩深情地面向大家:“前方战士在流血,我不能在这里休息!”
    就这样,白求恩带着越来越恶化的伤势,朝着隆隆的炮声,迎着漫天大雪,向前线出发了。
    雪越下越大,风越刮越猛。同志们轮流搀扶着白求恩,他蹒跚地迈着步子,显得十分艰难。
    火线一步一步地接近了,当白求恩看到从前线抬下来的伤员时,他突然扔掉手里的拐棍,甩开搀扶他的同志,跑 上前去,扶着担架,上上下下看着伤员,连声责备自己:“来迟了,来迟了!”
    其实,白求恩自己正是一名重伤员。这时,他的体温已经高达摄氏三十九度六。
    11月7日,医疗队到达王家台我军某团卫生队。这里离火线只有十里路,白求恩向跟随他的潘医生交代:“你马上打电话给各战地首长,告诉他们,我们已经到了这儿。叫他们把所有的伤员直接送到王家台来,如果电话打不通,派通信员去。第一批伤员一到,我就可以动手术了。”
    白求恩的左肘已经发生转移性脓疡,左腋下极度疼痛,体温已接近摄氏四十度,同志们帮他服了药,他昏昏沉沉地睡去。
    伤员源源不断地从前线送来了,白求恩支撑着爬起来要去手术。突然,他身子猛地一晃,倒在床上。他拼命挣扎着,又一次倒下了。同志们围上来,呼唤他。他吃力地睁开眼睛,断断续续地说:“凡是有……头部、胸部和腹部受伤的伤员,一定……要叫我来做。即使我睡着了,也要把……把我叫醒。”◆◆◆◆◆
    大家围着他不肯离去。他睁开眼睛,催促说:“不要为我担心,快,快去抢救伤员。他们比我更需要你们。”
    医疗队的同志们想尽一切办法抢救白求恩。可他的病情仍在继续恶化。
    11月10日,正在前线指挥战斗的军区领导,派专人来看望白求恩,并传达聂荣臻司令员的指示,要不惜任何代价把白求恩安全地护送到后方医院治疗。
    听到这个消息,白求恩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他用右手摸着肿胀的左臂,知道自己现在已经无法尽一个医生的职责了。他不愿意离开战斗岗位,但他更不愿因为自己给同志们的工作增加困难。好大一阵,白求恩才用颤抖的声音说出一句话:“我服从安排。”
    送白求恩去后方的担架出发了,前线渐渐远去。躺在担架上的白求恩,深陷的日艮窝里充盈着泪水。他支起身子,遥望着传来枪炮声的战场,喃喃地说:“我十二分惦念前方流血的战士。假使我还有一点儿支撑的力量,我一定要留在前方。”
    下午3时,护送白求恩的担架到达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这里离后方医院还有十八里路,但白求恩好像预感到什么,坚持在这里住下。
    白求恩病危的消息,牵动了晋察冀军民的心。军区领导派最好的医生赶来参加抢救,前线送来了缴获的急需药品,乡亲们送来了大枣和鸡蛋。
    人们热切地期待着,期待着白求恩从病床上站起来。
    各种办法都用上了,可是,白求恩的病情没有好转,仍在不断恶化。
   床前,同志们绝望之余,建议截肢,白求恩摇摇头,用微弱的声音说:“只要能和大家在一起,就是截掉双肢我也愿意。但是,我的血液里有毒,截肢也没有用了。”
    11月11日黄昏,晋察冀军区后方医院院长林金亮受军区首长指示,冒着严寒,赶到黄石口参加抢救白求恩的工作。见到曾并肩战斗过的同志,白求恩露出了笑容。他伸出右手,尽最大的力量握住林金亮的手,轻轻地连声说道:“谢谢你们,这样冷的天气……”望着面色苍白、两颊深陷、身体已经极度衰弱的白求恩,林金亮的泪水像断线的珠子一样簌簌地落了下来。他恳求地说:“白大夫,我们还是马上赶回花盆医院吧,那里条件比这里好,何况这里离前线又太近。”白求恩深情地看着他,摇摇头说:“不必了,我是医生,我知道我患的是脓毒败血症,能够用的办法都用过了。还是让我抓紧时间完成我的遗书和报告吧!”
    白求恩仰着头躺了好久,沉重地呼吸着,然后用力靠墙坐起来,摸索着,从上衣口袋里抽出自来水笔,用颤抖的手写下他最后的遗言:
    亲爱的聂司令员:

    我今天感觉非常不好,也许就要和你们永别了。请转告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我在这里十分愉快,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多有贡献!请求国际援华委员会给我的离婚妻子 (蒙特利尔的弗朗西丝·坎贝尔夫人)拨一笔生活的款子。向她说明,我是十分抱歉的!但同时也告诉她,我曾经是很快乐的。
  ……请转告加拿大和美国人民,最近两年是我生平中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
  每年要买二百五十磅奎宁和三百磅铁剂,专为治疗患疟疾病患者和极大数目的贫血病患者。千万不要再往保定、 天津一带去购买药品,因为那边的价钱要比沪港贵两倍。
  我不能再写下去了。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其余千百万亲爱的同志!
                     诺尔曼·白求恩
 
  夜深了,房外等候的群众有增无减;房内,医护人员们守护在白求恩身边,他的呼吸越来越困难了。同志们给他注射葡萄糖盐水,进行抢救。这时,他突然昏迷过去。大家立即为他注射强心剂,慢慢地,白求恩又苏醒过来。他握住林金亮的手,挣扎着说:“你要马上组织一个医疗队,接近火线,收容黄土岭战斗的伤员。……战斗结束后,继续完成二、四分区的巡视工作。”林金亮含着热泪使劲点点头。
  这时,守候在他床前的同志们都抽搐着哭得说不出话来。白求恩安详地微笑着,抬高了头,坚定地说:“不要难过……我多么不愿离开你们啊!……”
  1939年11月12日清晨5时20分,诺尔曼·白求恩大夫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了世界反法西斯的正义斗争,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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