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求恩大夫挽救了我的腿

 

李盛财

    只要提起在抗日战争中与中国人民共过患难的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诺尔曼·白求恩，人们总不免要产生崇敬的心情。作为他救治过的一名伤员，我对他更怀有特殊的感情。

    那是发生在1938年的事情。我当时在晋察冀军区骑兵营当连长。8月下旬的一天，我们连担任攻打日伪占据的完县县城的主攻任务。敌人被我们基本解决之后，正当我带领战士追歼残敌时，一个敌人龟缩在一堵断墙后射来一颗子弹，打中了我的右腿，子弹穿透了我右腿膝盖上部的股骨，血流不止，我当即昏倒在地上。

    战斗结束后，我被抬到营部卫生队，经检查，右腿股骨断了五分之四。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骨头断到这种程度，是不容易接起来的。为了防止伤口恶化，决定给我做截肢手术。我昏昏沉沉地躺在一张简陋的病床上，一听到要截肢，大声地嚷着：“千万不能锯呀，没有腿我怎么行军打仗啊！”同志们了解我的心情，劝我不要激动，好好安静休息。

    第二天清早，我又被抬到军区卫生部。游正华副部长和林金亮科长检查了我的伤势，望着我红肿的伤口，不住地摇着头，诊断的结果还是我最不愿意听的两个字——截肢。

    约摸过了一个多钟头，我朦胧之中听到了一阵脚步声，我睁开双眼，看到游正华，林金亮等人陪同一位身材魁伟的人走进来。他稀疏而灰白的头发整齐地向后卷着，两眼闪着锐利的目光，显得很有气质。一位同志告诉我，这是白求恩大夫。我又惊又喜，望着这个陌生的外国人。只见他快步走近我身旁，俯身握着我的手，通过翻译问我痛得厉害不厉害，并且告诉我不要着急。此时此刻，一股暖流涌遍全身，心里又萌起了保腿的念头。

    白求恩大夫不顾旅途的疲劳，对我进行了细致的检查，还俯身闻了闻伤口。这时，一位同志向他讲了截肢的建议，白大夫听后摇了摇头，说：“伤得很重，需要马上手术。”

    “锯不锯腿？”我急切地问。

    “请你放心，骨头连着一点，伤口没有恶化，腿还有保存下来的可能。”

    我长长地嘘了一口气，但是多少总还有点不放心。白大夫明白我的心思，轻轻地拍了一下我的手说：“放心吧，不会偷偷地把你的腿锯掉，我的责任是要治好你的伤，还要送你上前线。”

    这时，我才如释重负，心情也变得轻松多了。

    根据白大夫的吩咐，马上开始了手术。白大夫只用了40多分钟的时间顺利地为我做了接骨手术。当缠好最后一道胶布绷带后，他风趣地对我说：“手术很好，请你放心，我没有骗你吧？”说完他笑了起来。他让翻译叮嘱我，一定要老老实实地平躺着，不要乱动。这天夜里，我睡了受伤以来的第一个好觉。

    第二天，我又被同志们抬着走了一天，随同白大夫一行来到了离军城（属唐县——编者注）很近的一个百十户人家的村子，这里是军区卫生部休养所。白大夫在他住的一个小院内腾出一间小屋，单独安排我住下，并且安排了专门的医生和护士对我进行特别护理。手术后的第三天上午，白大夫来到了我的房间，一进门就说了句中国话：“你好，李连长！”由于咬字不大准确，引得满屋人都笑了起来。接着他打开绷带，仔细地察看伤口，夹出纱布捻子放在鼻尖上闻了闻，满意地点着头，亲手给我换了药。

    白求恩大夫亲自为我治伤的消息传到营里、连里，同志们都为我高兴。接连几天，不少同志赶来探望，我从大家的谈话中，了解到聂荣臻司令员亲自关怀着我的治疗。原来，营卫生队决定要给我截肢的消息被营特派员钟生溢同志知道后，马上报告了聂荣臻同志。聂荣臻同志听说我的腿要锯掉，立即要秘书打电话给卫生部长叶青山，请白求恩大夫亲自治疗。为了赢得救治时间，聂荣臻同志还指示营卫生队抬着我由东往西尽快向军区卫生部所在地方向走，白大夫一行则由西向东迎过来。我听了这段介绍，两眼浸满了感激的泪水。

    手术一个星期以后，伤口仍然疼痛。当时条件极端困难，药品十分缺乏，生活也比较艰苦。白大夫每天来看我好多次，问我、感觉怎么样，伤口痛不痛，吃没吃东西，连病房的卫生都要检查。他见我体质虚弱，向炊事员交代，再困难也得设法熬点大米稀粥让我喝，并把自己的羊奶和烤馒头干送给我吃。我喝不惯羊奶，他又拿来牛奶，看到我喝下去以后，非常高兴。他对我说：“你是我到晋察冀以后第一个接骨的重伤员，我一定要保证你尽快恢复健康。”一天中午，护士坐在小凳子上打瞌睡，被白大夫查房时发现，便大声嚷开了。我连忙叫人把翻译找来，才知道他是在批评护士。我解释说，他实在太累了，是我让他睡的，白大夫听后更不满意，他说：“医生护士的工作就是一切为了伤病员，再累也不能在工作时间打瞌睡。”并且还批评我，不能为护士开脱责任，这不是真正爱护他。说完，他生着气扭头就走了。我望着他匆匆离去的背影，心头一热，心想，这是一位多么严格的大夫，又有一副多么火热的心肠啊！

    三个月后，我开始下床活动了。记得那天一大早，白大夫兴致勃勃地来到病房，招呼医生、护士、通信员把我扶下床，我在同志们的簇拥下，架着双拐蹒跚艰难地移动了几步。这几步虽然累得我满头大汗，在场的同志却兴奋得落下了泪花，白大夫乐呵呵地站在一旁说：“行，可以上前线打仗了。李连长，我不骗你吧？”逗得大家都哄笑起来。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不用拐杖也可以走路了，体质也有了一定的恢复，决意要向白大夫提出回部队的想法。一天晚上，我带着同志们送给我的一包白糖、糖果和水果，走进了白大夫的房间。他住的房间内十分简陋，桌子上放着一台外文打字机，床头堆放着许多书，靠墙角的火炉上正烤着几颗土豆。我不由得一阵心酸，一位国际著名的外科医生，不计较名誉待遇，自愿来到这艰苦而又险恶的环境里救死扶伤，过着这么简朴的生活，这是多么崇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啊！他听见脚步声，连忙招呼我坐下。翻译听见说话的声音，也跟进来了。白大夫见我往桌上放了一包东西，笑着说：“你这个病号怎么还招待我呀？”我笑了笑说：“我的腿现在能走路，多亏您的治疗。您对我们的友谊，是用任何东西也感谢不尽的呀！”他摆了摆手说：“你的腿能恢复到这个样子，一是你年轻，抵抗力好，二是没有感染，有手术治疗条件；三是医生护士护理得周到，我只不过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接着，我提出了要回部队的请求，只见他沉思了一会儿，撩起了我的右腿裤管，看了又看，然后答应了我的要求，并叮嘱我千万注意，别让这条腿再伤着了。第二天，我带着依依惜别的心情，回到了部队，又走向了战斗的行列。

    第二年10月，我再一次地见到了白求恩大夫。他当时率领一个医疗组到晋察冀一分区去执行任务，正好路过我们骑兵营营部所在地北神南村（紧邻唐县葛公村——编者注）。我那时已经是营长了，我们一见面就紧紧地拥抱着，我怀着欣喜的心情请他们吃了晚饭，挽留他们住下来过夜。饭后，他详细地询问了前线的战斗情况，还问了我伤腿的恢复状况。当我告诉他右腿恢复得很好时，他非常高兴，挥起了一个拳头对我说：“我同你们一样也是在战斗啊！”他告诉我，本来他准备马上回国休假，但听说一分区最近接连打了几仗，伤员较多，决定推迟启程时间。我一听说他要回国，连忙问他还回不回来，他立刻回答说：“回来，一定回来！顶多半年，你们不取得胜利，我是不离开你们的。”我当时被感动得久久说不出话来，内心深深地被他那崇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友谊感染着。

    第二天清早，白大夫一行吃过早饭后又上路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们的这次见面，竟成了最后的永诀。1939年11月12日，敬爱的白求恩大夫不幸逝世了。当我从晋察冀军区日报上看到这个不幸消息时，不禁失声痛哭起来。

    本文原载1982年4月16日<人民日报》，作者为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