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求恩精神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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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到延安去


发布日期：2011年04月27日

第二章到延安去

“中国最迫切需要我”

大洋上还是层云欲雨，肆虐的狂风呼啸而来，海面上掀起汹涌的波涛。惊风骇浪里，一艘巨型邮轮鼓浪而进。

站在甲板上的那位五十岁上下的乘客，依然是白求恩。不过，这已经不是在大西洋上，这里是太平洋；这巨轮也不是“英国皇后号”，而是“日本皇后号”；他也不是在去西班牙的途中，而是要去中国了。这是一九三八年一月中旬。

这是怎么回事儿？半年前，也就是一九三七年六月，他不是说过要返回西班牙的吗？他为什么又到中国来了呢？

你要明白我为什么要到中国去，请读一读埃德加· 斯诺的《西行漫记》……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红军在

长征》和贝特兰的《中国的第一步行动》。

这是白求恩在以后的一封信中的一段话。对于信中提到的三个人，中国人民并不陌生。埃德加·斯诺先生和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女士是美国记者、作家、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当年，中华民族处在历史上灾难最深重的时候，两位朋友不仅是以笔，而且以种种实践支援了中国人民的革命。贝特兰是英国记者，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同他进行过著名谈话。这篇谈话，以后就以《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可是，这三位朋友的著作里都说了些什么？白求恩为什么引来作为自己中国之行的解释呢？谈谈斯诺先生和他的《西行漫记》，也许有助于说清楚这个问题。

话得从一九三六年六月说起。那时候，白求恩坐在由西班牙返回加拿大的船上，准备回北美洲去“唤醒那些酣睡的人们”。就在同时，有两个美国青年正向中国的黄土高原迸发，他们要去寻找中国工农红军，然后报导给他祖国的人民。海拔在五百米以上的西北高原，道路崎岖，一片荒凉，爆热的狂风扬起的黄沙尘土，不时遮断这两个青年的视线。茫茫沙尘似乎预兆他们那个为一般人不敢问闻的宏大计划难以实现，但他俩还是坚定地向北走去。突然，一座山丘的后面传来一声严厉命令：“站住！”接着，几支长矛和土枪伸到他们的胸前。先是恐慌，后是惊喜，他们遇到的正是红军。

他们先是见到周恩来同志和叶剑英同志，一番长谈之后又到保安见到毛泽东同志。随后是访问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四个月后，其中一位美国青年留下来参加红军的卫生工作，并且起了一个中国名字——马海德。另一位便是斯诺先生，他返回北京，经过几个月的严谨勤奋地工作，在美国《星期六晚邮报》发表了一组首次向西方世界报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通讯。《红星照耀中国》是结集出版的题名，在中国，这本书译名为《西行漫记》。就在《西行漫记》出版前后，《红军在长征》和《中国的第一步行动》先后问世。三位朋友从不同侧面报导了中国现代史上最伟大的一次革命，使西方人民不但知道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名字，更了解了他们的革命实践。由于这些位朋友的努力，中国现代史上最璀璨的一页便揭示于西方乃至世界人民面前了。白求恩和他的同代人大都读过这三本书，所以他才能让他的朋友到这里面去寻找他来华的动机。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中国发生了“芦沟桥事变”。斯诺先生在《西行漫记》的结尾写了这样一段文字：

只有一场大规模的（日本）帝国主义战争，才能把各种力量解放出来，这些力量能够给亚洲群众提供武装、训练、政治经验和组织的自由，这些力量能够从道义上去削弱国内的镇压势力，使革命政党取得政权……

这正是白求恩所衷心同意的。八月间，在萨尔泰阿姆市大厅演讲的白求恩知道了“七七事变”的消息，他立即在讲演中加上了这样一段话：帝国主义的不义之战爆发了，人民的胜利就不远了。蒋介石、日本军阀、长枪党徒、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纳粹分子是一类货色，都是在法西斯头衔下的腐朽的帝国主义的象征。人民革命一定会在这场帝国主义为争夺财富发动的战争里得到成功。真正的战斗在中国！◆◆◆◆◆

他们的话多么相似。这不是巧合，也不是后人杜撰，事实确是如此。为白求恩第一个写传记的加拿大朋友曾经这样评价他：

虽然白求恩起初是作为一个胸外科医士得到国际声誉的，他在不同程度上也是一个画家、诗人、军人、批评家、教师、演说家、发明家、医学著作家兼理论家。他曾经生活在许多境界里，有过许多种经历，与许多人发生过关系，而且成为当代若干重大事件的先驱。

这话并非夸张。他对世界重大事件的敏感和观察力，的确不是一个一般医生所能具有的。他对《西行漫记》等著作的推崇，正是这种对新事物的敏感和对重大事件观察力的反映。他同斯诺等人一样，对中国革命同样具有广泛而深刻的认识。

既然“真正的战斗在中国”，他便改变了回西班牙的计划。但这也不是唯一的原因。另外的因素是：在西班牙，乱哄哄的党派纷争和拖拉作风使他难以专心工作。在马德里时，白求恩就和他们发生过争吵，以至于他的朋友——就是写穷人街的那位青年记者，不能不留下来担任加拿大医疗队的政委，以便帮助白求恩排解遗留下来的纠纷。再就是西班牙反法西斯斗争得到了广泛的援助，国际纵队在那里，一批美国医生又到那里去了。而援华运动却刚刚开始。

向加拿大援助西班牙委员会作出解释后，白求恩将自己的想法通知了加拿大共产党，以后又通知了美国共产党，因为经济原因，加共和美共同意联合派遣他率医疗队到中国去。于是，他开始在加、美两国进行演讲和募捐。

他的工作开始时并不顺利。有钱人对他的呼吁反应淡漠。在一次演讲会上，有位绅士模样的人打断他的话，提问说：“远东的骚乱和安大略省北部的平静生活有什么关系？”这使得他怒气冲冲，他指着那绅士模样的人回答说：“你真的不知道吗？对你们这样的人，通过战争能获得更多的利润。因为你们有机会将木材啦、钢铁啦，卖给那些迫切需要战略物资的冒险家。而世界人民的民主、自由、幸福也就在你们的合伙发财的买卖中被恶狠狠地剥夺了。”

政府对中国和对西班牙的政策一样，仍旧是所谓的“不干涉”。但是人民是觉醒的。在美国，广泛的抵制日货运动方兴未艾；在加拿大，温哥华港的码头工人则举行罢工，反对将钢铁运往日本制造屠杀中国人民的武器。正是由于人民的支持，白求恩到十月底便从加、美两国募得一笔数量可观的资金，加上美国援华委员会提供的一笔款子，他在十一月便可以着手购买医疗器材和物色人选了。到年底，准备工作大体完成：买到了必须的器材，队员也有了两个——一位美国外科大夫和加拿大护士琼·尤恩。这位加拿大护士过去曾经在中国工作过，能讲汉语。

一九三八年新年过后，加美医疗队在队长白求恩率领下，由温哥华乘船出发了。

太平洋上，“日本皇后号”邮船在一望无垠的海面上疾驶。

在一等舱里，坐在对面铺位上的那位美国大夫还在喝酒。他好象醉了，眼圈红红的。白求恩看了他一眼，不耐烦地来到空无一人的甲板上。

他倚在舱门上，望着波浪翻卷的海面。一阵海风袭来，腰背感到一阵酸痛，他用手扯了一下被海风掀起的衣角，然后轻轻地在背上捶着。他摇摇头，禁不住喟然长叹，自言自语：

“是老了。才几天的漂泊就出毛病了。可是，真象他们所说的，我不行了吗？”

“他们——”一想到他们，另一种不愉快又在他胸间出现了。他和他们——他的共事多年的同行和曾经是朋友的那些人，在将要离开加拿大的日子里曾发生过一场大的争论。他们攻击他去中国是毁灭自己，是为了出风头、当烈士，是一匹不守本份的野马。倒是他那离了婚的妻子说了几句公道话，她认为他去中国是“为了参加一场革命，是他意识到中国的革命是历史上最重要的革命之一才决定去的。”到底是共同生活过几年，离婚的妻子的见解多好呀！可是，私下呢？想到她，另一些念头在他的脑海中浮现出来。白求恩在去哈密尔顿看望妈妈和姐姐、弟弟的时候，妈妈问过他，一个快五十岁的人为什么还不赶快建立家庭而要到异国他乡呢？妈妈说，要是去世八年的爸爸活到今天，也会这样问他。白求恩不肯违逆妈妈的意愿，绕开话题说别的去了。离开哈密尔顿到温哥华时，他顺路到蒙特利尔去看离婚的妻子。虽然与她已经离婚多年，他们还是常有来往的。◆◆◆◆◆

他和她漫步在深冬的街头，一阵寒风吹来，她向他靠近了一点。然后抬起头来问他：“真的下决心了吗？”

白求恩点点头，用她熟悉的执拗说：“我从来不喜欢犹豫不决。”

她默然不语。两个人又走了一段路，她才叹口气说：“也许中国对我太神秘了。我总感到那里不是西班牙，我有一种预感……”

“什么？”

“你这一走，什么也完了。地位、名声，还有你那个建立家庭的愿望全完了。几年之后的加拿大不会承认你，也许你得永远留在那里……”

白求恩承认她说的对：“不错，我也许回不来了。不过，我热爱加拿大，我一定还要回到这里来的。”

她又不作声了。过了好大会，她突然侧过脸，望着白求恩笑起来。带着她十几年前曾经出现在白求恩面前的那种调皮问白求恩：“喂，你知道吗？你在萨斯卡吞大厅演讲时，听众里有我一个。那天你说什么来着？”

白求恩不知她指什么说的，所以无法回答，只得望着她茫然地笑着。

她笑出声来了：“真健忘。你不是说不谈阶级斗争就不能谈人类，还说你要宣传这一点，希望人们明白的越早越好吗？你当时那神气呀，和父亲讲道时的神态一模一样。”

她这样地关注白求恩的活动，白求恩自然不能不从内心感激。但他不愿意把话题转到和她的关系上来，便接着她的话头说：“是那么严肃吗？我记得后边的话好象是：‘个人主义的旧形式一去不复返了。一个人象打开牡蛎一样把世界打开，并把它吃掉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垄断资本主义章鱼般的触须正在伸展，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又是一个例证。”

“如果不仅是指战争，那么，个人主义的旧形式里包括个人幸福吗？”

白求恩严肃了。在她看来又象是牧师讲道般的神气。白求恩回答她说：“个人幸福永远不会淘汰，但那幸福只能在人类共同幸福里去寻找。我用别人一句话回答你吧：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它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作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

她皱起眉头问：“这是谁说的？”

“马克思。那年他才十七岁，比我们结婚那一年的我整整年轻一倍。”

“噢，马克思，你的上帝。”

她再也不说什么了。两个人在积雪的路上默默走着，只有脚下的薄冰不时发出“吱吱”的声音。

一切都过去了，一切都断绝了。可是，离婚的妻子和他以前的朋友们能理解他吗？他觉得还有再解释一番的必要，因为不管怎样，他和她曾经是夫妻，和他们曾经是朋友。

他回到卧室，那个美国医生已睡熟了。白求恩伏在床头的小桌上，写起信来：

当我动身去温哥华以前在蒙特利尔看到你的时候，我尽力想解释为什么我要到中国去。我不知道我成功没有。……我去过西班牙这个事实并不给我，也不能给任何其他人现在静坐旁观的特权。西班牙是我心上的一个伤痕。你了解吗？这是一个永远不能愈合的伤痕。这痛苦永远会留在我心里，使我记起我以前见过的事物。

我拒绝生活在一个制造屠杀和腐败的世界里而不起来加以反抗。我拒绝以默认和忽视职责的方式来容忍那些贪而无厌的人们向其他的人们发动的战争……西班牙和中国都是同一战争中的一部分。我现在到中国去是因为我觉得那是需要最迫切的地方，那是我最能够有用的地方。……◆◆◆◆◆ “我要去延安”

出发后的第十九天，他们来到香港。三天后，他们乘飞机来到武汉。

来迎接的人里有史沫特莱女士。这位《红军在长征》的作者的出现，使白求恩格外高兴。虽然在香港时同史沫特莱女士有过电报往来，但白求恩没想到她会亲自来机场迎接。白求恩不但读过她的著作，而且还知道这位美国工人的女儿和中国共产党、和宋庆龄先生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关系很深。她不但宣传中国的革命，而且还亲自为八路军、新四军募集捐款和药品，支持中国和外国的知名人士去解放区。白求恩手里就有一封史沫特莱女士力主他到武汉会见周恩来同志的信。所以一见面白求恩就引以史沫特莱为同志。

史沫特莱的热情也不亚于他。凡是支持中国人民革命的人，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不管是何党何派，她都视为自己的战友。她使劲地握着白求恩的手表示欢迎，又象对老朋友一样悄悄地告诉白求恩说：

“知道你们来，他们高兴极了，正在等你们。”

白求恩惊喜地问：“是周恩来他们吗？”

史沫特莱点点头，脸上浮动着甜蜜的笑意。

白求恩的急性子马上就来了，他拉着史沫特莱的衣袖，急切地问：“现在就去？”

“不。先到鲁茨那里，他是我的一位同胞。他家的大门对我们这些人是永远敞开的。”

在鲁茨主教宅邸住下的当天，白求恩便如约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会见主持办事处工作的周恩来同志。他是独自去的，这有个原因。加美援华医疗队虽说是只有三人组成，这三人却也代表了各方面人士。白求恩是共产党员，琼·尤恩不是共产党员但是加共一党员的女儿，那美国医生无党无派。当初加共、美共和负责提供资金的美国援华委员会，对他们到国共那一方工作也无明确指示。只是要求他们在中国民族解放统一战线领导下尽心尽力地工作。白求恩的去向开始就很明确，他要到八路军那里去。来华前夕，在纽约的一位好友请他留下通讯地址，白求恩顺手从通讯录上撕下一页纸，提笔写了“中国陕北延安（肤施）八路军卫生部白求恩”，留给了那位友人。因为同两个队员接触的时间还短，同八路军又没直接取得联系，这些想法他还没和两个队员商量。所以，会见周恩来同志也只有独自前去。

八路军办事处设在汉口原来的日租界里。白求恩在传达室说明身分后，立刻有人领他到周恩来同志办公室去。显然，周恩来同志已经知道他将到来，他一上楼，就看到有两个人在楼梯口等他。靠前的一位他认出来了，那正是他曾经在报上见过相片的周恩来同志。

周恩来同志赶前一步迎他上楼。先作了自我介绍，然后指着身旁的中年人说：“这是博古同志。”

同博古同志握过手，他们便一同到周恩来同志的办公室去。这是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陈设很简单：一张写字台、一个书架、一个茶几、几把中国南方常见的藤椅。写字台的一头堆放着一摞书籍，中间放着一份文件，打开的一页上放着一支铅笔。看来，周恩来同志是正在工作。

周恩来同志不抽烟，但他请白求恩吸一支，并亲自给他点火。稍事寒喧之后，周恩来同志和博古同志一起坐下，谈话便开始了。

急性子的白求恩先提了个问题，在表示他想到八路军去工作的愿望之后问：“能不能直接到山西去呢？”

周恩来同志和博古同志同时笑起来。博古问他：“为什么一定要到山西去呢？”

白求恩坦白地说，因为去年九月八路军在那里打了个大胜仗，所以他断定那里一定是最前线。他是个军医，应该到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去工作。

周恩来同志表示非常赞赏他的这种以中国革命为己任的精神。他告诉白求恩，山西确实是前线，两个月前，山西、察哈尔和河北三省前线成立了晋察冀军区。担任军区司令员的聂荣臻同志，便是平型关战斗主力部队一一五师的政治委员。晋察冀是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白求恩同志想到那里去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也令人赞佩。不过，周恩来同志建议他先到延安去，从那里去晋察冀前线也安全些。◆◆◆◆◆

白求恩急忙声明他是想到延安，他很希望能到延安会见毛泽东同志。但是，他不是新闻记者，他是个医生，应当先工作，然后才好意思会见领导人。

周恩来同志和博古同志爽朗地笑起来。两位领导同志的无拘无束感染了白求恩，他也跟着笑了，最后，他们约定还是先到延安去，然后从那里去前线。并决定立即同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联系，请他们作好准备并转报中央和八路军总部。

接下去，他们又议论起西班牙的战况、中国的统一战线和游击战争问题。因为谈话过程中不时有人进来向周恩来同志请示工作，谈了一会儿，白求恩便站起来表示已经占了两位领导人许多时间，应该告辞了。

周恩来同志抱歉地摊开手说，他很愿意听听白求恩同志的意见，特别是关于卫生工作方面的看法，也愿意向白求恩多介绍一些情况。可是，总有别的事打搅，只好结束这次会见。周恩来同志请博古同志到他们下榻的地方去看望另外两位朋友，趁他们在去延安之前多谈谈。周恩来同志说他也熟悉鲁茨主教，常去那里，以后还要去。看望白求恩他们，也看望鲁茨。

周恩来同志和博古同志把白求恩送到办事处的门口。握别时，白求恩再次表示希望能尽快安排他们出发。得到周恩来同志的肯定答复后，他又表示，在离开武汉之前他可以做点医疗工作，周恩来同志也答应给他联系。

终于同中国共产党接上了关系，而且见到了钦慕已久的周恩来同志，白求恩的欢悦是可以想见的。他迈着轻快的步伐向江岸轮渡码头走去。

在办事处会见过周恩来同志之后，博古同志曾经到他们的住所多次看望他们，并用流畅的英语向他们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方针、政策以及当时的战局发展。

因为武汉和西安的通讯联络工作要费许多周折，加美医疗队的出发时间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定下来。在等待北上的日子里，白求恩暂时到江北的一家医院工作。同时，也利用这段时间再补充一些药品。

自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国民党政府在一片混乱中撤出南京后，跨越长江两岸的武汉便成了这个政府的临时首都。惯于说假话欺骗人民的蒋介石政权，来武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把这个城市的街巷里弄都印上“抗战”字样。“抗战公司”啦、“战时戏院”啦……除了厕所没冠以“抗战”之外，几乎连妓院也要以“国难”命名了。不知就里的人还以为蒋介石真要与全国人民共赴国难，以民族为重进行抗战大业呢。其实，骨子里流动的还是“反共”的髓液。不过，假像是能骗人于一时，白求恩就上过当。

白求恩不是要为医疗队补充一些药品器材吗？有一天，他来到武昌街头，见一家颇有声望的大药房的门前立着两块一人高的大牌子，上写十六个大字：“战时售药，品种特全，廉价拍卖，不计血本”。白求恩见到这广告，便满怀希望地进去了。生意冷清的大药房一见顾客上门，而且又是位洋先生，便立刻请总经理并翻译一起出来关照。

他们先把一本厚厚的药单送到白求恩的面前。白求恩接过来，认真地一页一页地看下去。见是个真买主，总经理喜从天降，在一旁殷勤指点：

“这是思的彩虹，戒烟特效药；这是白敬宇，敝国名牌货，专治眼疾；这是特补尔，滋阴壮阳，是……”

总经理脸上露出卑恭的笑容，声调变得神秘了。白求恩不耐烦地打断他：

“还有别的吗？象外科常用的绷带、硼酸、凡士林一类药品？”

“这个？本店不经营。”

“不是战时售药吗？为什么不准备这些？”

“政府没指示，也没有货源呀！”

白求恩不再说什么，转身走出店门。在门口，他再次看看那两块大广告，无名怒火油然升起。方才总经理递给的那支烟已被他捏成粉沫，他一抬手，狠狠地向那两块招牌摔去。

他还去过另外一些药房，家家如此，他失望了。

药房如此，医院呢？他曾经到一家陆军医院去“指导工作”，那里的情况更使人沮丧。那算是什么样医院呀，简直是难民收容所。院子里，带血的绷带和烂纸在风中飞扬。病房里，阴霉味和着脓臭扑鼻而来。这里的伤兵大都是南京失守时撤下来的。二个月前，他们也曾经和日本军队打过仗。现在，他们却被长官抛弃了，象垃圾一样被弃置不管。据伤兵们说，他们已经有一个多月没见到医生了。◆◆◆◆◆

在白求恩眼里，国民党政府那块抗战的牌子塌台了。从药店、医院到党政机关，统统是挂羊头卖狗肉，所谓“抗战”只是给人看的。

他厌恶国民党人，可国民党人却自以为有很大吸引力。在白求恩到武汉没多久，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天晚上，一位自称是驻武汉某军军医署长的人，送来一张名片，说是要拜会白求恩。没容得白求恩回绝，那位佩带少将军衔的大员便钻进来了。

出于礼貌，白求恩对这不速之客还是让坐了。但只是礼节而已，别的话他一句不说。那署长倒也识趣，他也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先扯了一通医学新技术，又扯了一通北美洲风光，直到最后，署长才说明此行的真正目的：

“敝军长官敦请白求恩博士莅临指导并冀留汉任职……”

“留汉任职？”白求恩禁不住笑起来。他从眼镜上面打量了一下那个署长，耸耸肩膀说：“谢谢贵军长官这样看重我，请你转告他们，我是要到前线去的。”

“啊！”那个署长凑上来，满脸堆笑地说：“白求恩博士为我中华民族赴汤蹈火，鞠躬尽瘁，实在令人钦佩。不过，前线在那里呢？大武汉就要成为两军必争之地啦！”

白求恩拿起一支纸烟，也不礼让那署长，自己一边在烟盒上墩着，一边说：“是啊，这结果怕是不能避免的了。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你们还可以用更快的速度后撤嘛！这我可不能奉陪。我的岗位，是在敌后坚持斗争、浴血奋战的八路军、新四军里。我要去延安！”

“八路军？新四军？”军医署长放肆地笑了几声，轻蔑地说：“他们抗战？凭什么？人在那里？枪在那里？他们的抗战不过是哗众取宠的宣传罢了。白求恩博士怎能轻信？依我看……”

“依你看怎样？”白求恩将手里的烟卷往烟缸里一塞，严厉地反问他。那署长不答话，白求恩愤愤地驳斥他说：“他们人少吗？不！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都和他们站在一起；他们枪少吗？是的。但他们不缺乏斗争的勇气。我到中国时间不长，但我知道，有人一枪未放，就断送了中国肥沃富饶的东北三省；又有人拱手相让，将辽阔的华北变成了日本侵略者的属地。这些人，就是要通过日本帝国主义之手，达到他们消灭共产党的企图。这种人，有什么资格去讥笑那些浴血奋战的人民和军队？中华民族解放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寄托在他们身上！署长阁下，这可不是宣传，这是事实，华北战场取得的胜利就是明证。”

那署长狼狈了。他这才发现，眼前的胸外科专家不是个呆子。他后悔自己方才失言，不该把心里想的一古脑地捅出去。话已出口是收不回来的，那署长只好强作笑容，连声说：“好，好！白求恩博士的一番话，义正词严、掷地有声。不过，这是政治。你我都是医学家，还是先谈谈留汉一事如何？”

“用不着了。”白求恩冷冷地回绝了：“我再说一次，我是来抗日的，我要去延安，我要去前线。”

说完，白求恩扔下这位署长，独自来到窗前，倒背双手，欣尝起长江两岸的万家灯火来了。

无话可说的军医署长望着白求恩的背影思忖片刻，拿起帽子悻悻然地退出去。白求恩拿起桌上的那张名片顺手扔到窗外。一阵寒风吹过，那名片飘荡荡落到垃圾堆里去了。

说也巧，就在此事发生后的第二天，又有一位佩带少将军衔，也是相当于军区署长那样一个角色的人前来拜会白求恩。倒也怪，这次白求恩非但没轰走那少将，反而一见面就搂着那人在地上转了好几个圈子。这是为什么？原来，来客不是别人，他是我八路军卫生部长姜齐贤，是从延安来的人。从一九三七年八月统一战线形成后，我工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国民革命军的军官都授以军衔，八路军也不例外。前来国民政府临时首都开会的姜齐贤同志，为方便起见，也换上了这身制服。

俩人亲热了好大会才坐下来。还没坐稳，白求恩就兴冲冲地向姜齐贤提出了他关心的一连串问题：前方又打了什么大胜仗？有多少伤员？他们是否都得到了及时的治疗？目前整个部队的医疗工作如何？迫切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听着他提出的一连串的问题，姜齐贤心里不由得涌起一股热流：这位外国老同志，多么关心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啊！他告诉白求恩：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在前线又打了不少胜仗。随着抗日力量的发展，军队的卫生工作也发展得很快。八路军的卫生工作人员继承发扬了红军卫生工作的光荣传统，依靠群众，克服困难，取得了很大成绩。姜齐贤还特别介绍了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军民深入前线，抢救伤员、照顾伤员的模范事迹。◆◆◆◆◆ 听了姜齐贤的介绍，白求恩十分感动。他赞扬说：“这确实了不起，你们的经验值得学习。你们所做的，是在许多国家里根本不可能办到的！”

姜齐贤也向白求恩介绍了目前面临的一些困难：由于部队发展很快，战斗十分频繁，医务人员显得十分缺乏。大后方一些爱国的医务人员多次组织北上抗日，又被国民党政府以各种手段拒绝和扣留。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国民党政府的破坏，八路军、新四军连绷带、纱布这些常用的东西都难以搞到。战斗十分频繁，战士们常常忍受着极大的伤痛，坚持战斗。

说这些话时，姜齐贤的声音非常沉重。白求恩的脸色渐渐变得严峻了。他站起来，诚恳地说：“部长同志，请转告周恩来同志尽快安排我们北上吧。我们不能面对着敌人的残暴静坐旁观，不能看着我们的战士流血牺牲而不走上前线!”

二月二十二日，加美医疗队由汉口乘车出发，开始了去延安的行程。医疗队只剩下了两个人——白求恩和琼·尤恩。那个美国医生在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斗争面前退却了。他坚决拒绝到华北抗日根据地工作，过不久他就回国了。

这位医生的行为使白求恩感到愤慨和难过。八路军非常需要医务人员，可是，怎么能指望他这样一个懦夫在炮火连天的前线发挥应有的作用呢？使白求恩最不能容忍的是，这个人还挥霍了他们带来的加拿大和美国人民的援华捐款。白求恩愤怒地谴责了这个人的卑劣行径，坚决地同他决裂了。白求恩激昂地宣布：“你留下吧，我们要北上，我们要去延安。就是剩下我一个人，我也决不动摇！”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一列从汉口开出的客车，慢腾腾地向北驶去。孝感、信阳、漯河、许昌都被它一一甩在背后，下一站该是河南省省会郑州了。白求恩和尤恩就是要从那里改道西行到临汾去。当时，八路军总部和八路军前线卫生部都设在那一地区，他俩打算在那里报到之后再到延安去。他们由汉口出发时，敌军已接近离郑州不足百里的新乡市，郑州危在旦夕。他们此行是很危险的。

二月下旬，华北的严寒还未退尽，凛冽的寒风呼号着，从车门的夹缝钻进来，使本来就没有取暖设备的车厢变得更加寒冷了。天没亮，人数不多的旅客一个个冻醒了。本来散躺着的人慢慢凑到一起，先是小声耳语，渐渐地你一言、我一语地从日军南下说到此行的凶吉来了。白求恩也冻醒了，他蜷缩着身子坐在车厢一角。他不懂汉语，听不懂那一群中国乘客说什么。尤恩还没醒。白求恩将目光投向窗外，望着平原上朦胧中的村落。

火车还是继续不慌不忙地前进。车轮的节奏声催人入眠，白求恩望着望着又瞌睡起来了。突然，列车重重地晃了晃，险些把正在梦乡的尤恩从座位上摔下来。白求恩赶快去扶她，还没站稳，列车更加剧烈地晃起来，接着，脚底下响起一阵刺耳的刹车声，火车停下了。

车厢里乱成一团。白求恩听不懂人们在嚷什么，便一把拉上尤恩跳下车去。车外一片黑暗。只有列车前方火光摇曳，杂乱的人影在光亮中闪来闪去。尤恩拉住一个正在奔跑的铁路工人一打听，才知道几个小时之前敌机刚刚轰炸过车站，路轨已经破坏，工人们正在抢修。

才出发十三个小时，他们就闻到了火药味。看来，情况不妙。

“怎么办？”尤恩带着几分忧虑神色问白求恩。

白求恩象是安慰又带有几分鼓励地说：“走，到站上去看一下，也许他们能帮助我们到前面去。”

他们来到车站办公室，说明了来意。负责运转的老职员怎么也不相信这两个外国人在这时还不回头。他用奇异的目光打量着白求恩，又看了看他们的通行证，半信半疑地用手指着北方说：“别人都往南跑，你们真的往北去？”

白求恩认真地点了点头。

老职员摇摇头，关切地说：“可不安全哪！”

白求恩理解老职员的心情，他笑了笑，指着站上还在燃烧的火焰说：“不消灭这些法西斯，那里会有安全呢？”

老职员被感动了，伸出拇指，赞佩地说：“好样的。铁路一修好，优先发你们的车。”◆◆◆◆◆

大约过了六、七个小时，工人们总算把路修通了。偏偏这对又发生了另一件意外事：在西去的列车发车同时，一列南下的客车也要发车。车很快被逃难的老百姓挤满了，连两节车厢的连接处，甚至列车的车顶上都坐满了人。火车正要启动，突然从站台上又冲出一大队溃兵来。“砰呼”两声枪响，车被拦住了。紧接着溃兵们一起挥动手里的武器，把已经上车的旅客赶下来了，把站台上的旅客推到后边去。车站上乱成一团，直到溃兵们如数就坐，火车开走，车站才恢复秩序。

由于这场国民党“官军”与老百姓的夺车战，西去的列车又晚发了一个多小时，望着站台上那些被“官军”赶下车来的百姓，白求恩忿忿地说：“这就是国民党的‘抗战’！只有共产党、八路军才能制止这场悲剧继续下去。”

西去的列车启动了。这列客车的乘客人数远远赶不上那列南下的客车，每节车厢里只有十个八个的人。也难怪，此时敌人正沿着同浦线向潼关方向进犯，没有急事谁肯到那边去呢？从潼关北去临汾的人更少了。当他们从风陵渡渡过黄河之后，北去的客车已经取消，他们好说歹说才搭上最后一列货车。等到了终点站临汾，白求恩才认识到失算了。由于敌人已经进攻到临汾北，原先设在这一带的八路军总部和前线卫生部都已撤退，连八路军临汾兵站也撤退了。

同八路军接关系已经不可能，他和尤恩该怎么办呢？留在这里？敌人马上就要来到，他和尤恩以及这大批医疗器材都可能落入敌手。听站上的人们劝告回潼关去吗？那离前线不是又远了吗？

很快，最后一列货车的车头甩下车厢从临汾向南开走了。想返回潼关也不可能了。眼下，唯一的办法是寻找活跃在敌后的游击队，通过他们寻找八路军。这实在是下策，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区，寻找素不相识的同志谈何容易。白求恩他们根本不知道兵站、游击队驻在什么地方，而且就是遇见了他们也认不出来。可是敌人却就在附近，随时都有遭遇的可能。

白求恩和尤恩跑了整整一天，腰酸了，腿痛了，尤恩的眼睛挂上了血丝，白求恩的嘴角泛起了焦泡。这一天，他们除了中午喝了点儿小米粥外，没吃任何东西，但依然没有找到一点线索。游击队在哪里？八路军在哪里？

第二天，当他们再次拖着疲倦的双腿，迈着沉重的脚步去寻找那个十分茫然的目标时，敌机轰炸来了。缺少防空经验的群众四散乱跑，站前开阔地上的许多人被炸死、炸伤。白求恩立刻跑上前去抢救受伤的人。就在这时候，出入意外地有人认出他来了，那人是八路军临汾兵站的民运科长。原来，在临汾兵站撤退时，根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这位科长被特意留下来带着兵站的工作人员等候白求恩。等双方各自验明对方就是自己要寻找的对象时，他们立刻紧紧地搂在一起了。

见到了八路军，找到了同志，白求恩的忧虑便烟消云散了。这天晚上，是他出发之后睡得最香甜的一夜。

那科长也确实叫人放心。他象变戏法似地，在第二天一早就集合起一支二十多辆大车组成的车队。医疗队的药品器材已经装上车，连甩在站上的大米也全部装好。望着这支长长的车队，白求恩真是又惊又喜，他钦佩地问科长，怎么会一夜间找到这样多的马车来？

民运科长笑着说：“同志，别忘了，这里是八路军驻过的地方。听说要送国际同志和这些贵重的药品、器械去延安，老乡们都自动跑来啦。还有几辆大车，我们并没有动员，可他们来了，说要到延安去看毛主席呢！”

当太阳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他们坐在大车上，沿着干枯了的汾河朝西走，准备从禹门口渡过黄河，然后经西安转赴延安。

一上路，白求恩心里别提多高兴了。他一会跑到前面为车队拍照，一会打着手式和赶车的驭手们开玩笑，要不就坐在车沿上哼哼在西班牙学会的那几支流行歌曲。敌人好象是专门和他作对，就在他兴高采烈地教民运科长唱《国际纵队之歌》的时候，几架轰炸机追来了。他们刚刚在河道里卧倒，弹雨沙石便劈头盖脸地打过来，白求恩那顶中式棉帽被气浪掀飞了，当他伸手要抓回来的时候，一阵气浪涌来使他扑倒在地上。民运科长赶忙跑上去护着他，生怕再有闪失。

突然，一匹被打中的驭马窜上了公路，赶车的老乡被惊马带起赤裸裸地暴露在敌机之下，眼看就要人畜两亡。几乎同时，一位八路军战士冲了上去，当他扑向那个老乡的时候，一颗炸弹在他们身边爆炸了，黄色的烟尘把他们埋了起来。◆◆◆◆◆

“不好！”白求恩嚷了一声，用力挣脱了民运科长的手，一个箭步冲上了公路，转眼间消逝在黄色的烟尘里。

敌机大摇大摆地飞走了。白求恩指示尤恩为受伤的那位老乡包扎，他自己在炸弹坑边抱起了那个战士。那战士已经因为失血过多只剩下微弱的呼吸了，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躺在白求恩怀里，愤怒的目光直射向敌机盘旋过的天空。

在场的人，满怀悲愤地望着这牺牲的战士。科长在地下铺开一件大衣，白求恩轻轻地将这位战士的遗体放在上面，然后从挎包里取出相机，拍下了这战士的遗容，他要向全世界揭露法西斯的罪恶行径。他和大家一起脱帽致哀，并庄严地宣誓：“安息吧！为人民利益而献身的同志，我们一定向法西斯讨还血债！”

愤怒笼罩了白求恩和同志们的心。冒着敌人的炮火，他们迈出了更加坚定的步伐。

敌人还在追逐他们。他们的渡船刚刚驶到黄河对岸，敌人的步兵就占领了禹门口。拂晓，在他们要回渡口搬运箱子时，东岸的敌人以密集的射击封锁了西岸。民运科长坚持要白求恩留在安全区，他保证说：“如果药品、器械有半点损失，你可以请求我的上级给我严厉的处分，可是你一定不要去了！”白求恩却以同样的口吻拒绝说：“如果法西斯的子弹打中了我，你们可以向毛泽东同志报告，说加美援华医疗队队长已经以身殉职。如果我不去，那么，在见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难道我可以说，我躲在安全区，是你的战士把药品、器械抢回来的吗？”

素有天险之称的黄河禹门渡口两岸陡壁耸立，岩石参差。白求恩和战士们背着沉重的箱子，攀登崎岖的山路，将药品、器械一趟又一趟地运回。白求恩的手脚被尖峭的岩石磨得火辣辣的，串串汗珠从他斑白的鬓角上淌落下来。一起搬运的同志很受感动，有人跑来接他肩上的箱子，有人再次劝他留在后边。白求恩一一谢绝了。

在我八路军火力的掩护下，他们终于完成了全部搬运工作，药品、器械一件也没有损失。

背后，敌人的枪炮还在射击，劈劈啪啪的爆炸声，象是为他们送行的鞭炮。白求恩和同志们抹去头上的汗水，望着对岸的敌人，蔑视地笑了。

三月二十二日，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他又遇上了八路军的卫生部长姜齐贤。姜齐贤风趣地祝贺他和尤恩还在人世。姜齐贤向他们解释说，据汉口和美国的电讯称，白求恩和尤恩已经被日军俘虏并杀害了。白求恩哈哈大笑说：“我们应该发个电报到汉口去，向他们报告我们已经到达西安的这个‘坏’消息！”

同一天，他会见了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同志。一见面，两个人便用英语和汉语同时喊起来：“让我好好看看你！”接着便紧紧拥抱在一起。

望着史沫特莱备加称颂的朱德将军，敬重之情在白求恩的心底油然升起。他，这位面貌酷似老农的总司令，便是当年率领红军进行了那史诗般的长征的领导人之一。白求恩“啪”的一个立正，同时将右拳举到额边，庄重地说：“总司令同志，加美援华医疗队向您报到，并致以国际反法西斯的战斗敬礼！”

朱德同志憨厚地笑了，一边拉他和尤恩坐下，一边握着他们的手说：“欢迎你们呀，我代表八路军的战士欢迎你们。延安在等你们，前线在等你们！”

毛泽东——“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嘉陵山上宝塔的雄姿越来越近，渐渐清晰，白求恩终于来到了一心向往的延安！

延安，对于白求恩，对于整个世界，是一个多么神异奇特的名字啊！一九三五年十月，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来到了陕北，来到了延安。从此，延安便成为闪耀在中华民族上空的一颗红星。

几年来，白求恩密切地注视着从延安发出的每一条讯息。当中国工农红军来到延安的时候，当国民党反动派“围剿”延安破产的时候，白求恩一次又一次地向人们报告中国工农红军的胜利。他热情地向人们宣传：在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力量看起来虽然暂时弱小，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力量，必然要发展壮大，必然要取得最后的胜利。◆◆◆◆◆

今天，延安已经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革命的总指挥部。要革命，要抗日的人们，从敌占区、从蒋管区奔来了。热爱自己祖国的侨胞们，从遥远的海外，跋涉千山万水，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阻挠奔来了。“到延安去！”已成为这个时代里最激励人心的口号。在来延安的路上，白求恩遇到过多少从这里出发的战士，又遇上过多少向这里迸发的青年。他们对延安的称颂，他们对毛泽东同志的向往，那些真挚、热情的话语，仿佛还在他的耳边回响。眼前，就是延安了！延安啊，你这个和共产党、和毛主席、和战斗、和胜利联结在一起的山城，白求恩是多么想知道，你是怎样地成为亿万人民心上的一颗灿烂的红星？

汽车驰过傍城东去的延河，绕过耸立在嘉陵山上的宝塔，驶入了座落在西北高原上的古城——延安。

在卫生部的门前，一队人在等他。其中有他熟悉的八路军卫生部长姜齐贤同志，还有一位是他早已闻名的、当年伴同斯诺一起来到陕北的马海德大夫。当天晚上，他们在一起进行了一番长谈，确定了白求恩在延安的活动计划。第二天一早，白求恩作为八路军中的一员开始了新的生活。

他在延安的生活是丰富多采的。一连几天，他被邀请参观边区政府机关、医院、学校，在大操场上给东北的干部训练团和抗大的学员们作报告。他每天从早到晚都忙得不可开交，甚至连睡觉也是匆匆忙忙的。可他情绪振奋，兴致勃勃。

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踏进延安这样一个崭新、明朗的天地，白求恩用惊异的眼光观察着周围的一切。在边区政府机关，他看到政府的领导人和普通农民一样，穿粗布衣，吃小米饭，在一起讨论抗战和边区建设的大事；在抗大，他看到教员和学员们一起共同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在农村，他看到军队和农民一起开荒种地；在医院，他看到不论是干部、战士，还是工人、农民，都同样得到热情周到的治疗。

这也是一个首府，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首府。这里与国民党人的首府武汉形成了多么强烈的对比。他在日记里写道：

虽然延安是中国最古老的城市，我立刻觉出她是管理得最好的一个城市。在汉口我看到的是一片混乱和优柔寡断、昏庸无能的官僚政治的种种令人灰心的现象。而延安的行政部门却表现出有信心和有目的。我一路上在大大小小的城市里看惯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种种现象——肮脏的住房，污秽的街道，衣服褴褛的人们。可是在这里，在古老的建筑当中，街道是清洁的，街上一片蓬勃的气象，来来往往的人们好象都知道自己是到哪里去的。这里没有下水道，可是显然有一个有组织的处理污水的办法。

和中国其它的地方相反，边区的行政当局正在推行一个全面的计划，将边区内的社会改革与组织区内一切抗战力量的工作配合起来。这里有一个大学，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成千上万的学生。还有一个新成立的卫生学校。又有一个正在发展着的医院，医院的设备虽然简陋，但这儿的政府却已经实行了人人免费的医疗制度！

延安给他留下的印象是崭新的。他给延安人留下的印象也是崭新的。延安人——不仅是延安本地人，就是随革命队伍来延安的同志，对外国人的了解也是不多的。“一个外国人来了，该怎么和他相处呢？”在去交际处报到的路上，总部派给白求恩的警卫员，一个年龄不大、又瘦又小的红军战士就在这样想着。这个小鬼叫何自新。当小何被引到白求恩的窑洞，一眼看到这个卷头发、深眼窝、个子高大的外国人，他心里真是有点怕。幸亏送他来的那位干部向他大大地介绍了一番白求恩的履历，这才算使小何的心安定下来。到了晚上，问题又来了，小何怎么也打不开白求恩的睡袋。他着急了，怕影响白求恩的休息。这时候，白求恩来了，见小何一副窘相，他友好地笑起来。小何有些难为情，白求恩先示意他不要着急，而后又一遍遍地教他怎样打开和收起。这个小小的事件给小何留下很深的印象：这位外国人到底是共产党员，还真有点红军首长的作风呢！

警卫员小何来后的第二天，便随着白求恩开始了自己的工作。他们先到了边区医院。这所医院虽说只有一百五十张病床，却很有几个见多识广、同外国人打过交道的医生。可一见白求恩，他们也觉得新奇。这位据说是世界胸外科六专家之一的名医，竟没有一点专家派头。他头戴一顶八路军布帽，身穿一身蓝卡叽布的工人服，要不是外面罩了一件白衣，蛮象一位军工同志。一见面，白求恩就指着自己的鼻子问人：“除了这里不算，我象中国人不？”被问的人点头称是，但他们心里却感到诧异：在他们见过的洋大夫里，那一个肯以此夸耀于人？只有一个马海德，不过，他是八路军的卫生顾问呀！◆◆◆◆◆

白求恩查过病房，便安排了几个手术。第一个接受手术的人是一个小姑娘。她关节疼，会诊以为是扁桃腺反复发炎引起的，要做扁桃腺摘除术。手术者是白求恩，医院的一位医生担任助手，尤恩负责麻醉。边区医院虽说是分专科，但专科的装备是不全的。担任助手的医生认为白求恩一定会用自己带来的精良器械进行手术，谁知这次手术白求恩只用了一个开口器、一把手术刀、两把止血钳子，短短几分钟就解决了问题。这医生表示佩服，白求恩指指头和手说：“有了这个，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白求恩给延安人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他自己却并不安于在这里。他还是要到前线去。在八路军军医院的座谈会上，因为各方面对他留在延安工作的呼声很高，他反问大家：“我们的伤员主要来自哪里？”回答说黄河对岸的晋察冀边区。他又问：“伤员怎么送来？有飞机、火车、汽车吗？”回答说没有，是四个人抬来的。他于是说：“所以我不能留在这里工作。伤员走这样远的路来找我们，需要多少人接送？伤员得忍受多大的痛苦？为什么我们这里四肢贯通伤的伤员并发骨髓炎的特别多？这是主要原因之一。我们的医疗工作必须在战场上，和战士们在一起。”

到前线干什么去？他在来延安的路上想过多少次了。他竭力回忆自己的经验，并将这些经验放在中国这个特定环境里进行筛选。看来象在西班牙一样组织流动输血队不合适。在中国，运输、冷藏的条件都不具备，而且战场大、山林多、道路差，部队以游击战为主，血液很难送到阵地上去。最有效的办法是在前线办医院、办手术队、办训练班，以便在哪里打仗就把医疗工作送到哪里。可这些想法行不行呢？他没有把握。尽管他参加过一次世界大战，到过西班牙战场，但是，战争是千变万化的，在法国的经验、在西班牙的经验未必适合于中国的这场战争。他考虑再三，很想到延安后就能同毛泽东同志谈谈，直接听听他的意见。

他这个想法还没有出口，毛泽东同志主动约他见面了。那是在一个红霞满天的傍晚。卫生部长姜齐贤同志兴冲冲地赶到白求恩同志的住所。一进门，就高兴地告诉他：

“白求恩同志，毛主席今晚将会见你！”

“真的？”

“当然是真的，请准备一下，我陪你去！”

白求恩急忙跑向里边那个房间，穿上新发的那套八路军灰布军装，然后，打开他的皮箱，从箱子的最底层里拿出了一个皮夹，郑重地放在贴胸的衣袋里。

他随姜齐贤同志来到凤凰山麓的一个窑洞面前，毛泽东同志正在那里等他。白求恩跑步上前，举起右手，尊敬地向毛泽东同志行了一个西班牙国际纵队的反法西斯的战斗敬礼，然后紧紧地握住了毛泽东同志伸来的一双手。

毛泽东同志给白求恩留下的第一个印象是，这位被西方世界称为传奇式的人物穿着是如此朴素：一身常见的黑布棉衣，袖口和膝盖上已经补了补丁；脚下穿着一双八路军战士的棉鞋。他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一个普通的战士。白求恩被深深感动了。

他随着毛泽东同志走进窑洞。一排三间的窑洞，包括了办公室、会客室、寝室。在那张没有油漆的方桌旁，他和毛泽东同志对面坐下后，白求恩想到的第一件事，是打开衣扣，拿出那个皮夹。他严肃地将它打开，拿出一件东西，双手交给毛泽东同志。这是白求恩同志的党证。当他将党证交给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同志的时候，他的表情是那样严肃，动作是那样庄重。他知道，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向党组织报到；他知道，这是把自己一颗共产党员的心交给党组织。

他怎能不如此严肃而庄重呢？因为这个鲜红的党证是他新生命的象征。为了这个新的生命，他经过了多少年的不懈努力；而为了保卫这个新的生命，他又是经受了多大的压力。艰苦的生活、警察的棍棒，还有那战争的硝烟都曾经严峻地考验过他。他始终没有屈服，保卫了这新生命的纯洁。

他之所以严肃、庄重，因为这个鲜红的党证又是他为无产者斗争的见证。带着它，白求恩出现在同机会主义斗争的会场上，行进在工人罢工的队伍中，出没于反法西斯的战壕里。在中国人民危难的时刻他将党证交给毛泽东同志，他是在用这个庄严的行动表明他将永远同中国人民战斗在一起。

毛泽东同志一连说了两个欢迎，表达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白求恩一片深情。毛泽东同志热情地赞扬他实践了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路线，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帮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听着毛泽东同志的称赞，他腼腆地笑了。一个共产党员执行无产阶级的使命，不是完全应该的吗？否则还算什么共产党员呢？自从马克思、恩格斯发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伟大号召以后，半个世纪来，全世界无产阶级更自觉地团结起来了，他们以革命的斗争互相支援。今天，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进行的抗日战争，不正是对加拿大、对美国、对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有力支援吗？◆◆◆◆◆

他们一边喝着大瓷碗里的白开水，一边交谈。话题十分广泛，从中国到世界，从前方到后方，从军事到卫生，凡是和抗战有关的事他们都想谈。他们谈的无拘无束，时而有问有答，时而放声大笑。陪同会见的姜齐贤同志也不时插话，参加到这场广泛的讨论中来。

白求恩向毛泽东同志详细说明了他那个考虑已久的工作计划，请求毛泽东同志批准他到前线去，到抗日战争的人民中间去。他保证：一定将自己掌握的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中国同志。只要批准他组成手术队到前线去，在战地附近实行初步疗伤，就可以使百分之七十五的伤员免于死亡，而且训练医务人员的工作也只有去前线，才更有成效、更实际。

姜齐贤同志仍有意留白求恩在延安，并建议白求恩就到卫生学校去担任教学工作。但毛泽东同志认为组织好火线救护，训练好前线医务人员，对于年青的八路军更是当务之急。八路军正处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又处在迅速发展之中，人力和经验对于他们都是十分宝贵的。因此，他答应了白求恩同志的请求，并且预祝他获得完全的成功。

时间在悄悄地流逝。几个小时不知不觉的过去了，桌上的蜡烛又换了一支。白求恩看看表，站起来告辞。毛泽东同志送他到窑洞门口，亲切地握着白求恩的手说，欢迎他以后再来谈谈。

皓月为大地铺上了银色的光彩，万籁俱寂。在凤凰山对面的那座窑洞里，劳累了一天的白求恩毫无倦意。他眼前又浮现出那所陈设简单的房间和那个高大魁梧的身影。他想起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那时中国共产党仅有五十七名党员。十七年来，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和叛徒的出卖，没有征服中国共产党人，今天，党已经是有三十多万名党员的雄壮队伍了。他想起了震撼世界的长征，正是在这次长征中，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开创了革命的新局面。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历了多么深刻的变化呀，可是，党和人民的领袖，却是这样的谦虚谨慎，这样的平易近人，这怎能不感动着每一个见过他的人？

白求恩想起了同毛泽东同志的讨论，他敬佩毛泽东同志对整个世界的洞悉。从阿比西尼亚亡国的教训到西班牙人民胜利保卫马德里的经验，他的论述都是他闻所未闻的。特别是对西班牙，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八日的反革命军事叛乱；二十七个欧洲国家的“不干涉”协定；马德里保卫战；志愿国际纵队……这些纷纭复杂的历史事件，毛泽东同志甚至了解其中的细节。白求恩还清楚地记得，就在去年，毛泽东同志还打电报给西班牙反法西斯的人民，高度赞扬了他们的英勇斗争。今天，当他和毛泽东同志谈起西班牙的时候，他感到分外亲切。

在西方，在香港，在武汉，在来延安的路上，白求恩不止一次地听到人们称颂毛泽东同志的伟大，但只有他亲耳聆听了毛泽东同志的谈话，他才真正理解了“伟大”的含意。当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中国领土，气势汹汹不可一世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满怀信心地指出，胜利属于坚持抗日战争的中国人民，属于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在所谓“观察家”们的“中国必亡”的叫嚣声中，毛泽东同志对于自己的人民给予完全的信赖，对于“日寇必败，中国必胜”的前途坚信不疑。白求恩现在深刻地懂得了：为什么红军能够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为什么中国人民可以取得抗日战争初期的胜利？就是因为他们有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这样伟大的党啊！

白求恩的思绪又回到了自己的任务上。战争，对他并不陌生，但是眼前的这场战争却具有前所未有的特点。毛泽东同志所论述的持久战、游击战，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思想。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同帝国主义的日本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场决战，在这场持久战中，他应当怎样地献出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力量？这是一场人民战争，只有人民群众的彻底动员，才能使战争最后取得胜利。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他又应当怎样同中国同志一起，去争取抗战的胜利？他的心从那间陈设简单的窑洞飞向了烽火燃烧的战场，他的眼前展现出一条通向胜利的大路……

夜更深了，他轻轻地按着打字机的键钮，在日记上倾诉出他自己的感情：

我在那间没有陈设的房间里和毛泽东面对面坐着，倾听着他从容不迫的言谈的时候，我回想到长征，想到毛泽东和朱德在伟大的行军中是怎样领导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的长途跋涉，从南方到了西北丛山里的黄土地带。由于他们当年的战略经验，使他们今天能够以游击战困扰日军，使侵略者的优越武器失去效力，从而挽救了中国。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毛泽东那样感动每一个和他见面的人。这是一个巨人，他是我们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太阳升起来了，朝霞映红了天际。白求恩离开了打字机，轻轻地推开窗户。一阵春风拂面而来，透过肺腑在他的心头荡漾。大地回春，万物复苏，窗前的树木已是嫩芽初露，幼叶乍生，好一派生意盎然的景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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