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巍

    1888年，加拿大诺克斯神学院的一位英俊潇洒的优秀毕业生由长老会派遣来华传教，直到1931年逝世。他就是加拿大著名的海外传教士季理斐(Donald MacGilfivray)。季理斐先在中国河南北部进行传教活动，1899年转到上海广学会专门从事基督教的文字出版工作。他在中国活动长达四十余年，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基督教传播事业，成为加拿大在华传教史上的一位重要的人物。

    (一)勤奋好学的青少年时代

    季理斐生于1862年3月13日，在兄妹六人中排行最小，上有两个姐姐和三个哥哥。他的父母都是英国人，1843年由苏格兰地区的穆尔岛移居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布鲁斯县，租一55英亩的农场安家落户。季理斐的父母都是虔诚的长老派教徒，家庭宗教气氛非常浓厚。饭前饭后季理斐都要随家人一起向上帝祈祷，每天晚上还要在父亲的带领下进行祷告，这些活动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上帝”的影子。

    加拿大早期移民的生活是艰苦的。乡村小学的教室用木头搭成，又矮又小，光线不足，季理斐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开始接受初级教育。最初几年，他并未显示出多么聪明，其志向也不过是将来当一名小商贩而已。九岁那年，他的父亲去了休伦湖南的一个叫戈德里奇的小镇，在来自苏格兰赫不里底群岛的移民中充当布道员，负责解答一些宗教问题。不久，季理斐来到父亲身边，转入中心学校学习。这所学校教学设施齐全，不几年就升为中学，使之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季理斐学习刻苦，课余时间喜爱读书，在学校的图书馆里人们常常看到他的身影。此外，他还经常去镇上的书店买书，如饥似渴地阅读。季理斐在拉丁文和希腊语两门课程中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其英文、法文、历史和地理成绩也相当不错。由于看书太多，乡村小学光线不足留下的隐患终于在这时导致季理斐眼睛出现近视，此后一生中他一直配戴着一副近视眼镜。

    上学期间，季理斐经常去镇上的教堂参加活动。在圣经学中，一位叫罗伯特·尤的牧师发现他具有很强的语言能力，建议他学习希腊文的《圣经》。中心学校的校长休·伊内斯·斯特伦斯也非常欣赏季理斐的聪明才智和好学精神，对他关心备至。有一次，季理斐不幸染上伤寒病，校长让他住在自己温暖的地下室里，帮助他恢复了健康。他建议季理斐中学毕业后去上大学，并愿意为他提供无息贷款。牧师和校长，尤其是后者对季理斐的未来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他不仅上了大学，而且一生从事宗教事业。

    季理斐上大学是在他16岁那年。他乘火车去多伦多市参加了入学考试，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在来自全省的数百名考生中，他的古典文学成绩名列第二，在英文甲级科目中获得第三名，成为戈德里奇镇第一个考入大学的学生。大学四年中，季理斐主攻拉丁文和希腊文，决心在古典文学方面摘取“桂冠”。四年后大学毕业时，他如愿以偿，荣获金牌奖。此后三年中，他凭借着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在一所高级中学中谋得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位——古典文学课教师。然而，当他用工资还上中心学校校长的贷款后，便毅然辞去这个职位，于1885年秋季进入诺克斯神学院学习，立志成为一名合格的传教士。

    诺克斯神学院建于1844年，由长老派在多伦多开办。在神圣殿堂庄严肃穆的气氛熏陶下，季理斐的宗教信仰日渐牢固。他相信《圣经》是上帝的声音，认真阅读，以求弄懂每句话的含义。他不仅阅读英文《圣经》，还阅读希腊文《圣经》，对它们的辞句都十分熟悉。季理斐为人正直，处事谦虚谨慎，深受大家的喜爱。尤为突出的是，他在神学院仍然刻苦学习，并继续显示出一般人少有的才华。季理斐不满足于四年毕业的常规，入校三年后就参加了神学学士学位考试并顺利通过。在次年春天举行的学位授予仪式上，他受到院长的称赞。院长说：“季理斐的平均学习成绩达到91分，这是前所未有的。他在古典科目和其他科目中都获得了最好的成绩，他的才能和学习精神将使之在任何领域都名列前茅。”

    (二)中国豫北传教

    季理斐入神学院时，正值英、美和加拿大等国出现一股海外传教热潮，在加拿大大学中产生了一个叫“学生自愿者运动”的组织。诺克斯神学院的学生古约翰(Jonathan Goforth)和女王大学医学院的学生史美德(James Frazer Smith)都是主张来华传教的积极分子，季理斐很快与他们相识，并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此时，一位美国长老会在山东烟台的传教士亨特·科比特回国度假时去多伦多访问。他会见了加拿大长老会海外传教总部的成员，建议他们把对华传教的地点选在河南北部。从那时起，季理斐和古约翰便画了一张河南北部的地图，急切想实现“在这块希望土地上进行传教的梦想”。1888年初，古约翰和史美德先后携夫人来华，这使季理斐更加焦急。当时，长老会由于缺乏经费不能一次派出更多的传教士，季理斐便提出单身一人去中国，进行一年只领取500加元低薪的试验。得到允许后，他于1888年10月11日在詹姆士广场被按立为牧师，几天后启程来华。临行前，诺克斯神学院和长老会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大会由院长亲自主持，与会者挤满了大厅。季理斐向大家简述了来华的原因，恳请同事们每天为他祈祷。学生们向他赠送了一台自动印刷机。

    1888年11月，季理斐乘船抵达上海，旋即去山东烟台学习汉语。此时，古约翰已在山东临清县的庞庄镇，借宿美国长老会的传教站。他打电报要求季理斐前来，季理斐收到电报后立即冒着严寒从陆路赶到那里。至1889年底，加拿大长老会在临清已有15名传教士和随行夫人，并已进入河南进行过试探性传教。12月5日，古约翰根据加拿大长老会的授权正式组建了豫北差会，担任第一任主席。

    河南省地处中原，清末有人口三千多万。由于其交通不如沿海地区发达，1858年《天津条约》允许传教士进入内地后，到达那里的外国人并不多。因此，河南是加拿大长老会理想的传教地点。在成立大会上，豫北差会根据调查的结果决定把彰德府(今安阳市)和卫辉府(今卫辉市)作为最初的目的地。

    1890年2月，加拿大长老会豫北差会正式进入河南传教。季理斐与史美德医生为一队，带领三名华人助手乘船进入河南，然后向彰德府方向进发。史美德利用医术为病人看病来吸引群众，季理斐乘机宣讲基督教。这是当时在华传教士惯用的手法。最初，效果并不明显，原因是河南老百姓没有见过外国人，对他们很不信任。季理斐写道：“头几天人们反应冷淡，他们有时将西药扔掉。但慢慢地有人愿意接受治疗，也有人购买《圣经》和有关教义问答的小册子。这一行程持续了47天，涉足彰德府城郊、水治、汤阴、五陵和内黄五个城镇，最后返回临清。我们一共为1200名病人治疗，销售价值34500个铜钱的《圣经》，感到收获不小，因为此前一年中才卖出11000个铜钱的《圣经》。”

    然而，正当传教活动开始展开时，传来了英国内地会的抗议声。英国内地会是英国基督教在中国的一个传教组织，它较早地进入了河南省，80年代末在周口和社旗两个城镇建立传教站，并有意向豫北发展。该机构的领导人戴德生(Husdon Taylor)于1889年写信给加拿大长老会海外传教总部，说他们已经进入河南，“正在取得经验……将在适当的时候把河南的大门完全打开，因此不希望有不明智的蠢举推迟这一天的到来”。豫北差会得到消息后，决定派季理斐和古约翰两人于1890年去上海参加第二届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大会，并与戴德生进行谈判。大会即将结束时，他们进行了第一次谈判，没有取得结果。在第二次谈判之前，季理斐专门向一些有经验的传教士请教。谈判开始后，他向戴德生指出：河南有九个府城，目前没有一个被传教士所占领，为什么两个差会要集中在两个府城进行争夺?河南省有六个府城位于黄河以南，更接近内地会的传教站和在湖北汉口的基地，内地会应设法在那里立足，而长老会的目的地只占河南版图的五分之一。季理斐的陈述说服了戴德生，内地会放弃了彰德府和卫辉府。在谈判中，季理斐还提出长老会可以不在豫北的怀庆府城(今沁阳市)设置传教站，只是后来又将势力发展到那里。季理斐在这次谈判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为豫北差会排除了来自其他教派的干扰。

    在第二届传教士大会上，季理斐得知在华传教士及随行夫人已有1295人，各省各教派的华人牧师达209人，助手1300人，教徒37287人，教会组织520个，感到倍受鼓舞。同时，他对自己的差会在河南尚未打开局面而深感忧虑，回来后便全身心投入到传教工作中。1890年10月，彰德府内黄县楚旺镇的一位粮食商人因经营不善而破产。为养活30口之家，他不顾舆论的指责，愿意以一年60万铜钱为条件，将带有三个院子的20间房屋租给传教士。季理斐与之谈判，三天后签定合同时，租金下降了一半。这样，豫北差会在河南有了第一个立足点。

    当地群众并不欢迎传教士，季理斐也注意谨慎行事，以免惹起事端。然而一天傍晚，他散步穿过一片坟地，被群众认为是“外国鬼子故意破坏风水”，一时间驱逐传教士的呼声四起。不久，当地乡绅指使一些人冲击了季理斐和其他传教士医生的房间，抢走了部分钱财和书籍。季理斐告到内黄县衙，县令慑于楚旺乡绅的态度不敢严肃处理，只追回五分之一的东西。季理斐为此事去了天津，要求英国驻华公使(当时加拿大在大英帝国内尚未取得外交权)向清政府直隶总督李鸿章上诉，三个月后事情得到了处理。1891年1月，当地官员与传教士协商达成了赔偿协议，规定除找回财物外，还赔偿白银1400两。在其他地方，类似事件的处理需要等好几年，楚旺事件处理如此迅速，据说和李鸿章相信西医有关。1892年，季理斐又和其他传教士在卫辉府境内的新镇建立了教堂和诊所。◆◆◆◆◆

    传教局面虽初步打开，但面临不少困难。季理斐来华前，曾从书上看到“河南是中国的花园”，来到后却发现是另外一幅景象。河南省不但贫穷落后，灾荒不断和疾病流行，而且绝大多数人是目不识丁的文盲。季理斐和其他一些传教士出身农家，尚能适应中国的乡村环境。他们外出布道大都靠步行，早出晚归。1894年上半年步行了1625英里，平均每天步行29华里，最多时一天可步行近百里。但是，人们对“洋教”的仇视，使季理斐等传教士面临着很大的危险。1892年，中国南方曾发生几次教案，一些传教士被杀。在豫北，尽管群众知道清政府允许外国人在华传教，但仇视态度始终存在。人们四处传说传教士医生用孩子的眼睛和内脏制作西药，用人皮制作雨伞，喝了传教士的茶水要呕吐十几天等。当地百姓采取施暴于个人、抢夺财产、张贴标语和孤立华人教徒等方式，反对“洋教”的传播。

    面对困难，季理斐没有气馁。他坚持采用美国传教士倪维斯所倡导的方法，亲自讲道，很少雇用华人助手。当他不能外出布道时，便组织《圣经》学习班。1894年12月，有14人参加了楚旺的查经班，24人参加了新镇的《圣经》学习班，学习费用均由个人承担。1894年底，豫北教会共吸收了14名教徒，另外还有不少慕道友。

    为了消除文盲以便吸收更多的人入教，季理斐于1895年在楚旺招收了几名男童，利用业余时间教他们习文识字。加拿大长老会海外传教总部担心会增加开支，以未经允许不得擅自开办学校为由令其关闭。季理斐回答说，这不是真正的学校，因只利用他的住所办学，一年的费用才八元，但它最后还是被关闭。两年后，季理斐又办了一个类似的识字班。

    1894年1月，彰德府城外突然贴出一张告示，称外国传教士有权在城内传教，要人们不要把他们当作敌人。这是豫北差会通过英国驻华公使馆与清政府进行交涉的结果。告示贴出后，有13人愿意为传教士进城提供房产上的帮助。为了防止染上流行疾病，季理斐通过一位姓王的华人助手在北关城外租得两亩宅地。合同规定，宅地和房屋的租期为50年，350两白银租金一次付清，期满后退回。房子的主人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是因为不愿意将财产永久地卖给外国人，另外也是为了省下向官府交纳的财产交易税。1894年10月，合同正式签订，豫北差会在河南的大城市有了立足点，实现了第一个目标。彰德府是河南北部的门户，豫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之一，在这里建立传教站，标志着长老会的传教工作有了一定的进展。

    至1900年，加拿大长老会在豫北已有传教士26人，建立了三个传教站，吸收教徒82人。在十年的发展中，季理斐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一个原因是他只身前来，无妻子儿女的牵挂。而更重要的是，他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在布道和与当地人打交道中，总是离不开他。

    (三)努力学习汉语，编辑汉英词典

    所有来华传教士都必须学习汉语，季理斐也不例外。与其他传教士不同的是，季理斐学习努力，且尤具语言天赋，汉语掌握得比他人更快些。据古约翰回忆，季理斐一到达庞庄，就立刻开始学习中文。中文版本的《约翰福音》书上使用了1230个不同的汉字，季理斐一个月内便全部掌握。有一天，他们准备做一个试验，看一天能否记住50个汉字，到了中午季理斐就将其准确无误地记住。他不仅聪明，而且也不害怕讲错汉语受人耻笑。古约翰说：“我们脸皮较薄，不愿让别人笑话我们出错，所以学得不快。而季理斐对自己的错误笑得比谁都开心。他学习了十个月后就能在街上用汉语布道……一个新词对他来说就像一个金币那样宝贵。来了三年，他的中文教师就说教不了他了，认为他知道得和自己一样多”。当然，以后一个时期，季理斐仍聘请中文教师，但这些教师感到教他比教中国学生还难，因为他总是不停地提问题。

    季理斐能用流畅的汉语讲道，在豫北的听众中颇有影响。有一次，他与古约翰一起外出布道，听众听不懂古约翰的话，指着季理斐要求他讲，这使古约翰很伤心。季理斐的汉语较其他传教士流畅，在楚旺、新镇和安阳租住房屋时，都是他代表差会与房主谈判。在一些纠纷的处理过程中，也由他出面与官府和当事人交涉。季理斐能够用熟练的汉语表达传教士的意图和要求，往往获得比较有利的结果。

    季理斐的语言天赋不久便为差会以外的传教士所了解，其途径是通过编辑一部汉英词典。季理斐最初到达上海时，买到一本乔治·卡特·斯登特(George Carter Stent)编辑的《北京方言汉英词汇》(Chi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 in Dialect)。斯登特于1869年以英国公使团陪同人员的身份来华，曾在烟台、上海、温州和台湾等地海关部门任职，1884年去世。他于1871年出版这本词典，1877年重印。该词典对包括季理斐在内的来华外国人有很大的帮助，但其中有一些错误，尤其是因时间关系未能收入随中西文化交流而出现的新词汇，显得日益陈旧。季理斐决定一边学习汉语，一边对它进行修订。◆◆◆◆◆他在向中文教师学习汉语时，用罗马拼音和汉字记下每个听到的生字和生词，再从斯登特的词典中找出其含义。然后他要求中文教师说出所有与之有关的词语，将它们一一记录，最后再对照词典，发现其中没有的词汇就进行补充。季理斐就是用这种方法进行他的修订工作，至1895年已补充了相当多的词语。一位在华北教授汉语的外国人马特尔博士(Dr·Mateer)得知后，鼓励季理斐尽快将其出版，这使他受到巨大的鼓舞。1896年2月，季理斐决定停止其他一切工作，全力以赴修订词典，他的计划得到了差会的同意。此后，他夜以继日，不惜以身体健康为代价，终于完稿，1898年交上海美华书馆出版。修订版将许多陈旧的词语删除，补充了新的词组，总字数超过原版。不过，它仍然保留原名，只注明季理斐修订。此后，季理斐继续搜集新的词汇，不断出版修订本。1911年进行了第三次修订，取名《英华成语合璧字集》，其英文名称是A Mandarin—Rornanized Dictionary of Chinese。这个修订版本标明作者是季理斐，但在前言中注明“遵照与斯登特相同的原则”，以后的修订版将这句话取消。

    《英华成语合璧字集》的内容安排颇具匠心，每页的左边是一行行的罗马拼音，中间是一行行与之对应的汉字和词组，右边是用英文作出的解释。为了使人们听到汉字的发音后能迅速地从词典中将其找出，拼音是按字母有规律地排列。对旧词标上“O”(英文“旧”字的第一个字母)，新词标上“N”(英文“新”字的第一个字母)，让人一目了然。为了方便只会写汉字而不知如何发音的学生，词典在后面附有部首、偏旁和汉字索引，以供检索。为了收举一反三之功效，词典对每个词用英文解释后还在括号里用拼音写出该词的同义词。另外，该词典还具有横向参照功能。凡是能在贾尔斯(Giles)和威廉(William)编写的汉英词典中找到的词，季理斐都在自己的词典中标上它们的页码，让学生可以不必检索而直接参考这些容量更大的词典。季理斐的汉英词典受到人们的关注。乔恩西．古德里奇(Chauncey Gooderich)曾编辑一本容纳10587个汉字的汉英词典，是一位公认的汉学家。他在1899年写道：“一位未来的汉学家修订了这部词典，使之焕然一新。人们首先注意到季理斐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将每个词注上了声调，使之在这方面几乎成了权威……它的容量大大增加，有了大量的从各方面搜集来的口语词汇。它们的定义清楚而准确……在如何使用汉字方面有着大量的解释和说明。它像马特尔的《官话集》一样，应被每一个学习汉语的学生使用。甚至所谓的汉学家，也将在里面发现新的或旧的珍宝，从而喜爱中国语言这个宝库。”这部词典简明扼要，使用方便。深受人们的欢迎。从1898年至1930年，它一共修订了九次。第九修订版共1183页，后面还附有中国农历和公历的时间对照表、中国历代纪元表和各省的名称和简称等。

    该词典的编纂，奠定了季理斐在汉语研究中的地位，使之成为少数精通汉语的传教士之一。更重要的是，他的语言天赋和文字能力得到了传教界同行的首肯，从而改变了他在华传教的工作性质。

    (四)广学会的召唤

    1899年，季理斐从加拿大度假返回中国，途经上海时，受到广学会总干事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的召见。汉英词典的出版，使李提摩太认识到季理斐在中文和中国文化知识上有相当的造诣。早在1897年，他就曾向加拿大长老会的海外传教总部建议调季理斐来广学会工作，此次面谈是为了征得他个人的同意。

    广学会是西文传教士在华创办的著名出版机构，1887年成立于上海，原名同文书会，1894年改称广学会。该机构的创办人是1855年来华的英国长老会传教士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国传教士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以及美国监理公会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等人创立了同文书会。该会是一个基督教各派别都可以参加的出版机构，受到西方各国驻华使节、在华银行和商行，以及各传教机构的支持。其专职编辑人员并不多，但会员不少。1905年有254人，1930年达700人。会长由赫德担任，总干事韦廉臣主持日常工作。他于1890年去世后，总干事一职由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继任。该组织一直存在到1956年12月与青年会全国协会出版部和中国主日学合会等合并为中国基督联合书局。

    广学会在1900年以前，对中国的晚清社会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其宗旨在《同文书会发起书》中讲得非常清楚：一是提供较高档的书供中国较具有才智的阶层阅读；二是提供附有彩色插图的书籍供中国家庭阅读。广学会的创办者分析了中国的社会后，认为中国人最大的特点是注重学问，尊崇学者，士大夫是清帝国真正的灵魂并将在实际中统治中国。为此，广学会的工作重点应放在文人和官员身上。李提摩太对广学会的工作对象作过分析◆◆◆◆◆。他统计到中国有县级以上的重要文官2289人，营级以上的武官1987人；府视学以上的教育官员1760人；书院教习2000人；派驻各省城的高级候补官员2000人；获得秀才以上头衔的文人约60万人，以其5%为重点计30000人；经过挑选的官吏和文人家庭的妇女儿童以10%计算为、4000人。这样，广学会的工作重点对象共44036人李提摩太认为，影响了这四万多人，就等于影响了中国的三亿多人。从这个宗旨出发，广学会将工作重点置于三个方面：一是翻译、编写和出版书刊；二是赠书和售书；三是就社会问题进行征文。其出版的书刊达千余种，其中以宗教方面的书为主，如李提摩太1892年编写的《传教定例》，慕维廉1894年写的《人心交于上帝》和林乐知1897年与他人合著的《耶稣圣教入华的目的》等。此外，也有一些关于自然和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如韦廉臣于1888年出版的《格物探原》，李提摩太于1894年翻译马恳西的《泰西新史揽要》和林乐知1896年编著的《中东战纪本末》等。广学会的主要刊物先后有《万国公报》《孩提画报》《训蒙画报》《成童画报》《中西教会报》和《大同报》，刊载宗教和西学方面的文章。

    李提摩太虽然身为传教士，但对中国采用西方治国之道颇感兴趣，对中国的文化也有较深的研究。他领导下的广学会，结合中国的实际和围绕如何变法，大量宣传西学和西方国家的历史，并注重对中国文化价值的讨论。因此，其一些书刊在近代中国广为流传。季理斐在河南时就曾将广学会出版的花之安(Ernst Faber)的《自西徂东》交给彰德府的一些官员。

    李提摩太还曾亲自去北京与康有为、梁启超进行接触，推动戊戌变法。他与季理斐会谈的时候，中国的变法运动刚刚失败。李提摩太想让季理斐相信，假如当时广学会有更多的工作人员来提高中国对西方的认识，变法运动会有一个不同的结局。他说，变法运动的失败并不意味着改革运动的终止，广学会仍有发挥作用的余地，条件是必须拥有更多的富有才能的传教士。这是他邀请季理斐加入广学会的主要原因。季理斐关心的是如何加速基督教的传播。从上海返回河南的路上，他估量了广学会取得的成就及其出版工作的前景，感到通过书刊，“一个传教士向一百万个中国人布道”，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他带着“这一代实现中国基督教化”的目的来华，经过十年的努力后发现速度太慢。为了加快基督教的传播，他决定接受广学会的工作。

    季理斐回到河南后不久，便收到李提摩太寄来的正式邀请函。信中说：“我会委员会得知你负有极具语言天赋的盛名，指示我写信问你是否愿来上海帮助工作，条件与林乐知和我一样，即当你为所有传教组织工作时，仍与河南长老会保持联系，并由他们支付工资”。季理斐把信交给了豫北差会，差会研究后提出了四条反对理由：“第一，豫北差会尚未度过创建期，无法出让这样一位有经验的合格人员；第二，季理斐非常具备与文人和官府打交道的能力，这种交道将越来越多；第三，在彰德，季理斐能够在从事文字工作的同时为差会服务，但在上海他却无法这样做；第四，面对幅员辽阔的河南和因故失去了不少传教士，我们一直在呼吁新的传教士的到来。因此，出让一位工作人员不太适宜。”最后，豫北差会决定将是否允许季理斐去广学会的问题提交加拿大长老会海外传教总部考虑定夺。

    两个月后，季理斐向总部陈述了自己愿去广学会工作的理由。他主要谈到自己在语言方面的训练和才能更适合去那里工作；那里的生活条件较好，可使自己的身体恢复健康；去那里仍然可以对五万上海人布道。其中，他还对差会提出的可以在彰德从事文字工作的理由进行反驳，指出只有上海才有文字工作所需要的图书馆。与此同时，李提摩太也向加拿大长老会海外传教总部写信。首先，他阐述了广学会的宗旨和圣经书刊出版工作的重要性。他指出，在华从事其他工作的传教士有成千上百，而从事文字工作的却不足十人，因此急需加强。然后，他要求该总部准许季理斐转到广学会。他说，传教士各有所长，应当让季理斐在更适合他的地方工作以发挥他的作用。经考虑，加拿大长老会海外传教总部终于同意让季理斐去上海工作，并支付他的工资。季理斐名义上没有脱离豫北差会，所以该差会将上海视为它的一个分站。

    季理斐得到允许后，于1899年10月赴上海。从此，他在中国的传教活动转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五)“多产作者”

    ——在广学会活动的第一阶段

    1899～1911年，是季理斐在广学会活动的第一阶段。

    戊戌变法运动失败了，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念头没有消失。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清政府对列强俯首贴耳，各地政府不敢敌视传教士，甚至大有取悦之势。《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为挽救其命运也宣布一些改革措施，于1905年废除了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倡办西式学堂。这样，西方在华传教史上的黄金时代随之到来。传教运动的发展增加了对宗教出版物的需求量，西式学堂的开办又使以西方自然科学为内容的教材供不应求，从而为季理斐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

    季理斐到达上海后，两天内就为《中西教会报》写了两篇文章，随即着手进行翻译工作。他与其他成员一样，在把英文翻译成中文的过程中依靠华人助手的帮助。他首先将西方的《圣经》等书籍口译成汉语，由助手记录下来，然后让他们根据记录把口语改写成文言文，最后再由自己过目定稿。如果发现错误和有遗漏之处，他再予以纠正和补充。西方人中文再好，在写作方面仍有些困难，尤其是用文言文写作，利用上述方式，不但可以提高工作效率，而且还能够避免因出现文字错误而引起误会。最初，季理斐有两名华人助手，后来增加到四位。他每天早上6点起床，迎来第一位助手，晚上送走第四位助手，然后再从事其他的文字工作。

    这一时期，季理斐的文字工作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翻译和编辑宗教书籍。

    季理斐认为，首先应向教徒提供一本每天都阅读的书，以激起对上帝的信仰。他找到了安德鲁·穆雷的《基督之圣神》(Spirit of Jesus)一书。为了便于中国人理解，他并没有逐字逐句地翻译，而是进行编译和改写，后来他对其他书的翻译一般也采取这种办法。季理斐翻译成中文的书，从字数上看一般只有几十页，最多的可达数百页。《基督之圣神》的内容是讲解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此书于1901年出版文言文版本，1902年出版了白话文版本。季理斐翻译的第二本书是加拿大女王大学校长乔治·蒙罗·格兰特写的《四教考略》(The World’s Great Religions)，书中将回教、儒教、印度教和佛教的来龙去脉作一概述，并根据基督教的观点评判它们的优劣。季理斐于1900年将其译成中文，其目的之一是号召传教士不要回避人数众多的中国穆斯林，应争取他们皈依基督教。为此，其中两章又以《回教考略》为名出版了单行本。1901年，季理斐翻译出版了美国华雷斯·布尔耐尔的《基督圣德传》(Character of Jesus)，宣传耶稣的道德“圣洁和神妙”。他认为，耶稣的道德观将对儒家学者产生吸引力，从而对儒教的道德观提出挑战。

    这一时期，季理斐还翻译或编写了其他一些书籍。它们是：1900年翻译的亚当的《真道喻言》(Sacred Allegory)、1902年翻译的布鲁斯的《天国释义》(Kingdom of God)、1903年翻译的斯道的《真道结实证》(Divine Origin of Christianity)、1904年编写的《保罗怀道传》、1907年翻译的《住在基督》(Abide in Christ)、1908年编写的《基督传》和《基督模范》和翻译的德拉蒙德的《基督教纲领》(Programme of Christianity)、1909年翻译布鲁斯的《训十二徒真经》(The Training of the Twelves)和沃纳的《圣保罗宝训》(Paulin Theology)，以及1911年改写P．卡内基·西普森的《基督事实》(The Fact of Christ)等等。这些书均是在宣传基督徒“道通神人，理贯古今，他教莫匹”和“基督即基督教之根本”的观点，希望人们相信上帝，信仰基督。

    1900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冲击了中国的基督教传播，一些西方传教士被群众杀害。为了不让传教士和中国教徒丧失信心，季理斐于1901年编写了长达328页的《庚子教会受难记》，翻译了弗德里克·W．法勒的《晦极明生》(Darkness and Down)。后者是一本带有插图的小册子，讲述罗马帝国时期尼禄王迫害基督教徒的历史。’此外，季理斐还于1902年编写了《古圣徒殉难记》。他想让教徒们相信，基督教在历史上受过很大的磨难，但仍然在世界上传播开来，目前遭受的挫折也不能阻挡它继续发展。

    季理斐还编辑了很多有关查经方法和灵修的书籍。1903年他翻译了安德鲁·穆雷的《祷告月课》(Helps to Inter Cession)，要求教徒天天祷告上帝，并为此安排了一个月的祈祷内容作为示范。1909年出版了《查经要求》。此书原是季理斐在南京神道馆作的演讲稿，宣传学习《圣经》的好处、学习的方法和要求等。他说：“若天天查经，必定结出许多善果子”。1910年，季理斐翻译了西德尼·L．奎勒克的《天国振兴图考》(The Growth of the Kingdom of God)。奎勒克是日本的西方传教士，该书由同志社大学出版。它试图通过介绍基督教在日本和美国的发展和壮大、“教友善行之进步”和“基督教圣训感化世界之进步”等，来说明基督教徒的数量在世界上不断增加，和“入教越久，越能遵守基督的教诲，基督教年代越久，越能感化万国之心”。

    季理斐还于1905年和1910年分别翻译了S·D·戈登的《拔剑逐魔》(Quiet Talk on Prayer)、《活水永流》(Quiet Talk on Power)和《欲我何为》(Quiet Talk on Service)。另外，季理斐又翻译和编写了一些个人传记和传教历史方面的书籍，以期为教徒树立学习的榜样。它们有1906年翻译的安哥里斯·吉本的《饥饿有福》(Hungering and Thirsting)、1909年编写的《慕牧师木铎记》和1911年的《高丽信道纪略》，以及1911年翻译的H·克雷．德拉姆布尔的《求则得知》(Illustrative Answer to Prayer)等。

    上述是季理斐翻译和编写的与传播基督教有关的书籍，这些书占了他在这一时期出版书籍的大部分，构成他在广学会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二，翻译和编写以西方国家的历史和自然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书籍。

    清政府下令推广西式教育后，要求所有学校设置西学课程，并责成各总督和巡抚选拔人才去外国留学。此前，李提摩太就与基督教教育协会商讨，制定了“共同教育计划”，发表在广学会年报上并呈送各总督和巡抚。当李提摩太得知山东巡抚袁世凯拟把了解外国作为考察和提升官员的一个标准时，感到为这些官员提供一些西学书籍十分必要。他的这种态度影响到了季理斐，使之相信非宗教的一般书籍也具有价值。

    1901年，他花了一年的时间翻译了詹姆士·怀特的《泰西十八周揽要》(Eighteen Christian Centuries)。此书长达676页，讲述基督教在世界上传播的历史，它上至基督教的起源，下至“上帝在许多国家建立起天国”，长达1800年。当清政府下令推广西式教育后，这本书在几个月内销售1000册，并很快有了第二版。1902年，季理斐出版了《振新金鉴》，介绍加拿大国家的历史。该书强调中国应从加拿大的发展中汲取经验，了解它如何开发资源，改革政府和保障宗教自由。1903年，他编辑了约翰·威斯里的《泰西名人事略》(Noble Lives)。此书由王臻善翻译，季理斐编辑并作序，介绍了西方14位著名人物，他们有农学家、语言学家、数学家、护士、出版商、制造商和慈善家，还有三位传教士。．季理斐在序言中说，出版此书的目的是让人们了解这些人为“上帝而工作”的事迹，从而为欲将成名的中国人树立起效法的榜样。1907年，他与人合作翻译了《大英十九周新学揽要》(Life of a Century 1800～1900)，介绍英国19世纪的科技和文化。季理斐翻译这些书的着眼点，仍然是传播基督教。关于《泰西十八周揽要》的翻译，他写道：“我们在历史书中抛下了难以察觉的钩子，用真理捕捉知识阶层。当中国觉醒时，人们将看到历史的世俗的一面，而我们在此前已经通过描述宗教的真实情景深深地影响了他们。”

    季理斐也翻译和编辑了一些专门介绍西方科学的书籍。如1902年翻译波克的《观物博异》(Universe)，介绍天文地理等知识；同年编写的《日月蚀节要》(The Story of the Eclips)，解释日蚀和月蚀发生的原因；1902年出版的《实学衍义补》(Fifty Years of Science)，介绍50年来西方科学的发展状况；同年编写的《格致问答提要》(The Reason Why)，介绍一般的科学知识；1910年出版的《天演宗教合论》(Evolution and Religion)，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通过这些书，中国人可以了解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但它们毫无例外地把自然和人类的起源都归于上帝的存在和主宰，说明其出发点仍是为传教服务。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季理斐得知1910年5月17日哈雷彗星将掠过中国上空时，一方面担心届时会引起骚动而影响传教，一方面想利用这个机会证明传教会的正确性，便建议广学会向各教会出版机构呼吁，大量印制和张贴有关哈雷彗星的宣传画。结果，邮局等公共场所贴满了这类宣传画，另有几十万张销往全国各地。哈雷彗星到来那一天，传教会的预测得到了证实，其声望也由此得到提高。

    第三，进行统计和编辑杂志。

    从1901年开始，季理斐负责两年一次的中国基督教书刊分类目录的编纂工作。1907年，他编辑的目录统计出一万多种书刊，其中广学会的出版物占了四分之一。1901年，当《万国公报》的主编林乐知去美国时，季理斐担任代理主编。从1909年开始，他开始主编《中西教会报》。该杂志于1891年2月创刊，月出一期，曾有过短暂的停刊。它属于综合性刊物，其中翻译内容相当丰富，涉及哲学、教育、宗教、农业和动植物等。接任主编后，季理斐写道：“它是中国唯一的面向牧师和助手的跨教会性质的刊物，因此我很高兴接受这个任务……这个杂志将开办社论、圣经注解、查经专论、祈祷生活、布道坛、传记和故事选登，还有教会新闻等”，表明他决定将其办成名副其实的教会杂志。同年，他还参与了《大同报》的编排工作。

    1905年5月22日，“基督教在华传教百年大会”筹委会召开一次特别会议，决定编辑一部著作，对基督教各差会在华的工作进行一次总结。大会将通知寄往各国海外传教总部，要求它们寄回简要的书面总结。1906年1月23日，筹委会指定季理斐担任该书的编辑。由于很多国家的海外传教总部没有将材料寄来，他不得不向各国在华差会写信征集资料。1907年，他在大会召开之前将资料汇编成书，用英文出版，取名《基督教在华传教百年史》(A Century of Pros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 1807～1907)。

    该书的编辑工作完全由季理斐一人负责，从材料的校订、改写、压缩和扩充，到统一体例、拟定标题、编制索引和纠正错误等，他付出了极大的精力。此书正文677页，统计了100多个在华新教差会组织及所属学校和医院的情况；附录100多页，列有1807～1906年在华死亡的传教士名单、传教士传记书目和中国百年大事记，可谓一部资料大全。1907年召开的“百年传教大会”对此书给予很高的评价，称它“极有价值，使100年来关于各差会在华传教方式和成果的权威性记载大为丰富”。这本书在中国传教界影响很大，季理斐的名字也因此为各差会所熟悉。◆◆◆◆◆    会后，广学会承担起编辑《中国基督教差会年鉴》的任务，主编一职自然落到了季理斐的肩上。他要求聘任一位掌握速记方法的助手，多伦多大学的毕业生弗恩·麦克尼雷小姐从豫北差会赶来。她协助季理斐与各差会联系，并负责编辑传教士通讯录和帮助校对。1910年，《年鉴》用英文出版，正文共31章431页，附录41页，通讯录74页。该书受到各国海外传教总部的欢迎，在一片赞扬声中，1911年的《年鉴》出版。季理斐编辑《年鉴》直到1914年，此后将其交给1913年成立的中国续行委员会，他只作为编委成员，并为其撰写文章。

    关于《中华基督教差会年鉴》的意义，季理斐曾写道：“它给各差会的工作和传教士都带来了好处，并成为中国续行委员会的先行者……它也导致了《中华基督教年鉴》的诞生，该年鉴的第一版几乎完全依靠我们的年鉴而成。”《中华基督教差会年鉴》的影响不仅限于中国，它还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许多图书馆所收藏，仅在加拿大就有100册，从而使西方国家了解到它们的传教士在华活动的情况。

    这一时期，季理斐除了从事上述三个方面的工作外，还从事布道等其他活动。1901年，他成为伦敦圣教公会上海分会的成员和中国圣教书会的成员。有时，他还去上海的一些教堂讲道，参与地方教会的组建工作。季理斐的个人生活在这一时期也发生了变化。到达上海五个月后，他与一位名叫伊丽莎白·A．鲍维的英国姑娘订婚。伊丽莎白是伦敦会的传教士，两人于1900年8月3日结婚，1901年8月有了第一个女儿。季理斐夫人从事对上海妇女的传教工作，并负责编辑儿童杂志。

    1901年，传教士各差会决定在上海建立“传教士烈士纪念馆”，派季理斐利用回国度假的机会去英国等地进行募捐。1903年12月，他携妻子和女儿经俄国去了英国伦敦，募得一部分资金。纪念馆落成后，“百年传教大会”在里面召开。此后，季理斐的名字越来越为传教界所熟悉。1909年初，他的母校诺克斯神学院授予他名誉神学博士学位。同时，他还经常应邀在上海和南京一带讲道。1909年，在朝鲜兴起的“宗教奋兴运动”传到中国江浙地区后，季理斐去过芜湖布道，以坚定教徒对上帝的信仰。同年底，他应邀去豫北进行演讲，听众中有学生，也有官员。1911年秋，清政府决定在南京举行全国博览会，各国在华差会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宣传基督教，一个负责制定活动计划和筹款的委员会随即组成，季理斐成为其成员之一。他们在博览会大门的对面建一接待室，在其后面搭了一个容纳1500人的大棚。广学会在里面设置了自己的摊位，销售《圣经》和展出教会大学和医院的图片。季理斐在这期间共进行了11次讲演，最后一次是应邀在展览大厅里进行。他认为在这种场合不宜直接提及基督教义，便以进化是神的创造力和人类的进步为内容讲演，迂回地向听众宣传上帝的存在。

    在广学会工作的最初12年中，季理斐把主要精力用于文字工作，他在广学会翻译和编写的著作主要出自这个时期。12年中，他大约出版了50本书，约占广学会同期出版物的五分之一，难怪加拿大历史学家把这时的季理斐称为“多产作者”。广学会总干事李提摩太对季理斐的工作倍加赞赏。早在1903年，他就说过：“季理斐和我们在一起后翻译了这么多极有价值的书，这是我们最应该对他表示由衷感谢的地方，因为许多人若能在一生中翻译这么多书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六)为加强基督教宣传而著书

    ——在广学会活动的第二阶段

    1912--1918年，是季理斐在广学会活动的第二阶段。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中国逐渐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民国政府宣布实施宗教自由和男女平权等资产阶级性质的政策，在思想上造成了一种比较宽松的气氛。于是，有人主张在中国完全奉行基督教或至少用它改造中国宗教，有人则主张将儒教立为国教，保留佛教和道教的特权，完全排斥基督教。这种形势既有利于基督教的传播，也使广学会感到自己的工作可能要受到影响。为此，广学会制定了工作的具体目标，即利用书刊加强对中国教徒的影响，使之进一步了解和相信上帝的声音，团结合作，将基督教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季理斐完全赞同广学会的上述政策，从他1917年在《教务杂志》上发表的《传教为中国文字工作的准备》一文中，可以看出这一点。在文章中，他论述了文字工作的具体目标：一是消除偏见，为基督教开辟道路；二是与非教徒建立良好的关系；三是向各社会阶层讲解福音；四是求助于良知和心灵，让人们接受基督教；五是用基督教真理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国社会；六是教诲所有教徒。随后，季理斐进一步论述了重视文字工作的理由。他主要谈到：以新学校和新思想为特征的时代要求充分利用各种出版机构为它服务，但回国留学生领导下的“儒教”复兴运动和带来的西方不可知论使基督教的传播受到阻碍；中国教会的成长使之有了自我意识和提出问题的能力，以致以往的通俗书籍已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

    基于上述情况，季理斐在这一时期采取了如下措施：

    首先，他将前一时期翻译的主要书籍改写成白话文，以便于文化程度不高的人阅读。

    其次，出版了一些新书。季理斐首先翻译和编写了一些小册子，宣传基督教的伦理道德观在社会各个方面都会产生作用，借以反对将儒教列为中国的国教。1912年，他翻译了詹姆斯.斯道科的《基督伦理标准》(The Ethic of Jesus)。该书的特点是摘抄《圣经》中有关伦理道德的词句，然后进行诠释，内容涉及福音与仁义、罪恶与改悔、效法基督、爱上帝、爱人和爱家庭等等。1913年，他翻译了阿瑟·史密斯的《青年兴国准范》(Uplift of China)，供青年人阅读。1913～1914年，季理斐亲自拟定题目，组织他人编写了一套丛书，其中包括《有求必应》．《基督教与教育之关系》《基督教有益于民国》《基督教与家庭关系》《泰西法政助力》和《健全国民之友助》等小册子，进一步详细宣传基督教具有促进教育、尊重人权和女权、移风易俗和利国利民等功效。

    与此同时，季理斐仔细察看了各教会出版机构的出版目录，发现“许多书只是带有博物馆的特征，而没有生动地介绍《圣经》”。他说：“福音从来没有陈旧，但对它的解释必须是万古常新”。为此，他在《圣经》和灵修方面编辑了《真道丛刊》丛书，其中有1914年出版的《禾道启示论》、1915～1916年出版的《圣灵论》《重生论》《天国论》及1916～1917年出版的《论恶之始终》和《基督传》等。另外，季理斐还翻译了一些书籍，有1914年罗伯特·斯比尔的《基督大纲》(Principle of Jesus)、1917年J．H．布鲁克的《妙哉受苦》(The Mystery of Suffering)、1918年马汉的《出暗入光》(Spiritual Autobiography)、J．斯道科的《论耶稣而不复活》(Trial and Death of Jesus)和W．J．迈克耐特的《理想之民国》(The Ideal Republic)等。

    在出版的新书中，最为重要的要属季理斐与他人合译的《圣经辞典》(Bible Dictionary)。季理斐认为，中国教会的发展需要一部内容完整和使用方便的圣经工具书，便将英国海斯丁(Hasting)编写的《圣经辞典》推荐给广学会组织翻译。他在1913年《教务杂志》10月号上发表《广学会将推出一部圣经新辞典》一文，谈到了翻译该辞典的原则。他说，这部辞典原不是为中国人写的，有些地方不适合中国，加之包括牧师和助手在内的华人教徒的文化水平不高，因此在翻译中将有所取舍，做到既不失其“现代派”观点的特征，又容易为中国人所理解。经过三年的努力，这部长达一千多页的辞典于1916年问世，参加翻译者有三十多人，季理斐负责《圣经辞典·新约部分》的翻译和组织工作，并校对全书和编制索引。《圣经辞典·旧约部分》由瑞思义(Hopkyn Rees)组织翻译。该辞典删除了原著中“唯理论和令人疑虑”的内容，加进了许多与中国有关的条目，如中国古代祀祭、佛教、“儒教”、道教、回教、基督教与社会主义、基督教与国家等等，目的是让传教士通过中文资料了解一些中国的文化。

    该辞典的出版受到中国基督教各教会的热烈欢迎，在出版之前就征订到4000册，第二年又重印数千册。值得一提的是，海斯丁的观点在当时的基督教中属于比较激进的现代派，主张对《圣经》的解释应随时代变化和发展。辞典出版后不久，就受到一些坚持原教旨主义的传教士的指责，加拿大长老会海外传教总部也表示不满。对此，季理斐解释说：“该辞典使中国人第一次知道西方多数人实际持有的观点，他们问我们为什么以前不告诉他们……学生们所怀疑的是那些已被废弃的观点，而原教旨主义并未被触及……经我们翻译的辞典与原版本相比，已经相当保守……学生们正在觉醒，我们必须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保守派的批评没有阻止该辞典的流传，人们甚至在东南亚国家的华人社会中也能见到它。

    最后，为了实现在中国大量宣传基督教的目的，季理斐主张各教会出版机构之间进行合作。为此，他着手建立了一个新闻机构，将广学会的文章提供给中国各大报刊。1914年，有一百多家报刊刊登了广学会的文章，一些文章后来还出现在香港和朝鲜的报纸上。商务印书馆为感谢广学会在这方面提供的帮助，于1914年向广学会赠送了200元钱。

    这一时期，季理斐仍兼做一些其他的文字性工作。他除了主编《中西教会报》以外，还一度编辑《大同报》，并担任《教务杂志》的编委。他还是伦敦圣教书会董事会的成员和中国主日学合会董事会的董事，同时还为中国续行委员会下属的文字委员会工作。

    在非文字工作中，影响最大的是季理斐对学生的讲演。民国建立前后，许多留日学生归来，带来了一些非基督教的激进观点。教会担心它们会影响基督教的传播，便在中国续行委员会的领导下掀起一个以学生为主要对象的“神学推进运动”，季理斐再次加入了去外地布道的行列。当年秋天，他去了杭州，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以《基督教与社会关系》为题对500个学生演讲。1915年，他赴河南开封讲演了三场。在讲演中，他避免提及政治事件，而是利用基督教在欧洲广泛传播的事例，以及从中国教会中寻找到的证据，证明基督教的力量。此后，他去了卫辉，以《基督教与民族主义、社会进步和个人生活的关系》为题进行三次讲演，听众除学生外，还有军政要人和商人。此后，季理斐去了彰德、怀庆、道口和武安等地。在整个过程中，他用汉语讲演了33次，用英语讲演一次。从河南回来后，他又去了杭州、汉口和苏州等地进行演讲。季理斐操一口流利的汉语，配戴一副眼镜显得温文尔雅，风度翩翩，因此很容易打动听众。他自己也感到讲演很成功。◆◆◆◆◆

    总的看来，季理斐在这一时期的工作重点仍是文字宣传工作，由于一部分精力用于将文言文译本改写成白话文和编辑、翻译大部头的著作，出版的书籍数量较少，粗略统计有二十多本，约占同期广学会出版物的十分之一。从内容上看，它们几乎全都集中在宗教方面，这一点和广学会出版内容的变化相吻合。民国建立后，由于其他出版社出版了许多有关自然和社会科学的书籍，广学会越来越注意宗教书刊的出版，其他书籍明显减少。

    (七)晋升广学会总干事

    ——在广学会活动的第三阶段

    1919～1931年是季理斐在广学会工作的第三阶段。1915年，李提摩太因健康原因辞去广学会总干事一职，由瑞思义主持广学会的工作。四年之后，季理斐接替他，晋升为总干事，时年57岁。担任广学会的领导职位后，季理斐决心大干一场，将基督教的文字工作推进一步。

    然而，形势并不乐观。李提摩太于1916年离广学会回英国后，广学会的工作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人员不断减少，财政日益困难。1916年，《大同报》和《教会公报》(原称《中西教会报》)因无法与众多的报纸竞争而停刊。中国续行委员会不再让广学会编辑出版《中国基督教差会年鉴》，广学会原先担负的教材和科学知识书籍的出版任务，这时也转到商务印书馆手中。《圣经辞典》出版带来的繁荣，只是一时地掩盖了这一衰落现象。

    季理斐任总干事后面临的形势，使广学会雪上加霜。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各种思想流派在中国流行，其中有欧洲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也有美国的实用主义，有无政府主义，也有共产主义。1922年，“世界学生基督教联盟”于北京成立，随即在中国引发了一场反基督教运动。在许多城市和乡村，越来越多的人不相信基督教能够救中国，转而信仰其他思想和学说。1925年的五卅事件导致了一场全国性的反帝爱国运动，随之而来的北伐战争，使教会受到一次更大的冲击。

    面对不利的形势，季理斐推行基督教的决心始终没有动摇。他认为，上帝的声音可以适应这些变化。他于1921年写道：“我们会从容地面对人们的质问，甚至在教会内也一样，因为我们懂得历史。历史告诉我们，基督教在欧洲曾遇到比这更为严重的挑战，但仍然取得了胜利”。可见，这一观点与他当年面对义和团运动冲击时的想法完全相同。

    此时，季理斐感到不能只依靠自己的力量，必须着眼于整个广学会乃至所有教会出版机构的合作和努力。1922年，他在《教务杂志》上发表《二十一年来基督教文字事业之变化》一文指出：“革命使许多书刊过时，而各教会出版机构却不能以相同的速度补充新的东西……必须坚持为中国的教徒和非教徒提供图书”。

    如何提供图书?季理斐认为，首先要调整形式。为适应五四运动后中国出现的白话文运动以争取更多的读者，他决定将广学会的新书全部以白话文出版，并要求注意使用清末以来在汉语中出现的新词汇。其次是转移出版对象。广学会以前注重文人和官员，这时季理斐提出出版的对象应转向在校的学生。他注意到，1919年官办学校里的学生已达450万人，教会学校中还有数万学生。他认为应让他们在思想尚未成型之前就受到基督教的熏陶，以便将来成为基督徒。最后，适当出版一些一般知识书籍。面对五四运动后科学在中国的日益普及，季理斐提出应出版一些有关科学的书，以扩大广学会的影响。

    同时，季理斐还针对形势，在工作人员和发行工作等方面作出调整。20年代，广学会一些传教士相继退休和去世，加之教会中出现了民族主义思潮，促使广学会在人员方面越来越依靠华人牧师。季理斐在任总干事的第一个年会上，就任命了三个华人担任副董事长，任命11个华人为董事，使广学会董事会的中外成员在人数上相等。1923年，华人董事会成员达到了30人，超过了外国人。同年，广学会出版了第一个中文年报。1929年，季理斐辞去总干事时，任命华人牧师谢颂羔(Z．K．Zia)和阿尔伯·J．嘎尼(Alber J．Garnie)两人同为广学会总干事，自己担任名誉总干事和行政委员会主席。

    为了让社会各界购买到广学会的书刊，季理斐千方百计地扩大发行量。在各报刊刊登新书广告是一个常用的方法，但需要很多的广告费。季理斐采取了将新书免费赠送各地一些官员，通过他们扩大新书影响的方法。另外，广学会还将一些图书放在红、黄、蓝、白、黑五个不同颜色的盒子里，借给各地的牧师阅读，以此扩大新书的影响。30年代初，广学会还与其他教会出版机构建立了联合销售网，在书店里同时出售自己和对方的出版物。◆◆◆◆◆

    季理斐还积极呼吁传教界重视文字工作。他一向认为，各国海外传教总部对中国基督教的文字工作重视不够，对它的资助远不如其他传教部门。20年代初，他想使广学会拥有自己的印刷厂，因为依靠美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印刷的书籍在数量上受到限制，而依靠华美书馆，价格又太昂贵。因此，他向加拿大长老会海外传教总部提出建立印刷厂的要求。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计划没有实现。以后，他又与美华书局谈判搞联合印刷厂，仍未获得成功。1923年，季理斐领导广学会制定了以编写、印刷和销售为内容的“三项扩展计划”。为实现该计划，当年秋天又发起了一个“五年发展项目”，决定筹集八万多美元用来增加人员，扩大机构，改进出版设施，刊登广告和赠送出版物。至1926年，已筹集了三万多元。

    这一时期，季理斐自己从事的文字工作明显减少。1922年，他将海斯丁新出版的《宗教和伦理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and Ethic)的部分章节译成小册子出版。1927年，他向广学会推荐和翻译了海斯丁的《基督和福音辞典》(The Dictionary of Christ and the Gospels)，1928年，他出版了《马太福音》的诠释，并开始注解《约翰福音》。

    相比之下，季理斐从事的非文字性工作较前增多。他担任了公共租界教育委员会的主席，每年访问一些学校。他还任工部局公共图书馆馆长和道德健康委员会成员，参加基督教在华传教士1922年大会的筹备工作。1920年，华北出现了严重的灾荒，次年初季理斐和夫人一起赴河南参加救灾，回上海后仍继续呼吁各界捐助灾民，因而获得救灾委员会颁发的“杰出贡献勋章”。

    在从事的非文字性工作中，最令季理斐自豪的是在公共租界地购置地皮和筹建办公大楼，使广学会的总部迁至市中心。1930年1月的一天，季理斐听到公共租界地内的博物馆路有一家戏院因搬迁而准备出售地皮，急忙召开一个特别行政会议，说服大家同意将其中的一半买下。他说，可以利用“三项扩展计划”筹集的资金的余款支付购置地皮的底金，其余的款项待出售广学会现有的房产后再行支付。他计算了一下，说这样做还可以剩余一部分资金用来在购置的地皮上兴建房屋。当时，上海市中心的地皮价格高达每亩10万两白银，季理斐提出的方法确实可行。为什么要迁址?广学会所在的四川北路，因北伐战争期间许多机构迁往法租界和公共租界而失去了昔日的繁华。季理斐认为广学会总部继续留在那里，不利于发展，而博物馆路附近有许多大的传教机构和中国基督教协进会的总部，广学会迁址后便于与它们进行联络和合作。

    地皮购置以后，季理斐听取了各界的意见，决定在上面建一座九层大楼。为筹集资金，他向11个国家的海外传教总部呼吁资助，并得到了香港银行界的支持，大楼终于在1932年建成。

    这一时期，季理斐在极为不利的形势下，力图克服种种困难，领导广学会为继续在中国传播基督教而努力并取得一定的成效。1930年，广学会董事会对他担任总干事十年来的工作进行了总结，称他“在最困难的时刻到来，在他的英明而卓有成效的领导下，广学会不断地发展和壮大。到他辞去总干事的时候，广学会比任何时候都繁荣昌盛，工作人员增加，财政状况好转。

    (八)尾声

    1930年春天，季理斐携妻子取道英国回国度假，在伦敦小住一年。次年正当他准备去加拿大时，突患中风，住院治疗无效，于1931年5月25日去世，享年67岁。在交通不便的情况下，上海广学会和加拿大长老会无法派代表及时赶到，英国有关教会为季理斐举行了非常简单的葬礼。但是，他去世的消息传到加拿大以后，各地的报纸都进行了报道。多伦多四家大报纸发表了长篇文章，其中《全球邮报》和《多伦多星报》还发表社论，后者称他是一位“十字军英雄”。季理斐生前与温哥华市长老会关系非常密切，该教会的颂词说：“季理斐博士不仅是一个天才，也是耶稣基督的忠实追随者。他知识渊博，研究上颇有造诣，工作非常出色。他本可以在祖国较舒服地从事这种工作，但为了上帝他选择了艰苦的海外传教道路，把精力和知识全部奉献给了上帝的事业”。这番话表达了他们对季理斐的敬佩。加拿大联合教会海外传教总部的颂词对季理斐的一生给与很高的评价，称“他的死使加拿大教会失去了一位从事国际友谊事业的最伟大的使者”。广学会董事会听到季理斐去世的消息后，发表纪念文章，称他那“乐观的态度、火热的心肠、和蔼的面孔和宽广的胸怀，尤其为上帝天国的事业献身的精神，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

    可以看出，加拿大和中国基督教会对季理斐给与了高度的评价和赞扬。从宗教角度看，他是受之无愧的。在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中，有些人传教意识逐渐淡薄，更多地从事政治、社会和其他一些活动，有的为历史悠久而灿烂的中国文化所吸引，将相当的精力转移到对它的研究上。而季理斐始终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和忠实的传教士，他对上帝无限崇拜，视基督为神明，不放过任何机会传播基督教。这是他的第一个特点。◆◆◆◆◆

    来华后，他不能不接触到中国的文明和流传一千多年的孔孟思想及佛教和伊斯兰教，对此，他进行过思考和分析。他来广学会以后出版的第一部译著就是《四教考略》。该书第四章《论儒教之得失》，谈到“儒教”在中国流传千年“无异议，必有长处”。他归结到：一是“儒教”所传授的先圣贤者的名言至理和修己治人之事，皆有典籍可查，并非凭空杜撰；二是“儒教”主张处世顺其自然，不关心死后苦乐，只求天下太平，这些皆适合中国人的心态；三是“儒教”伦理之道，实为至善；四是“儒教”有关律法制度和仪表等，条例详明。总之，“儒教”讲究“大一统”，“立定法规使众人皆遵守”，故为历代君王所推崇。但是，该章更多论述的却是“儒教”的“缺点”，他认为“儒教”不知上帝是造物主，因而不知根本，只求枝节。具体表现在：第一，“儒教”将上帝推至极远之处而无法依靠之，过于自信而不知每个人都有罪，因而不能祈求上帝的原谅和帮助，无法“从至高处追求幸福”。第二，不知敬服上帝，意志和言行便多不合理，遇事不知遵照上帝的旨意，致使“儒教”的伦理道德观无法实行，产生了君不君、臣不臣的混乱局面。第三，“儒教”所知者唯古代圣贤而已，它炫耀以往的繁荣，不求精进；儒家学者只知做文章，不重科学。因此，“儒教”无助于社会进化，“导致今日之危局”。

    该书第八章《论佛教之得失》表达了季理斐对中国佛教的看法。他认为佛教国家都不强大，因为佛教既无激发人向上之意，又不讲科学，只知经文。他认为佛教在神学上有两大“缺点”：一是“只知佛祖，不知佛光之外还有上帝更高的智慧”。其说教只有轮回不已，因此不依靠自己，更不依靠上帝，也无法与上帝交流。二是“不知自己有罪，不知求得上帝宽恕”。佛教只知祸不可免，一切皆由因果关系使然，因而无法劝人改恶从善。其劝人修行进入涅磐，只不过是顾己不顾人的利己主义。可见，季理斐对佛教并无好感。1911年，他极力反对李提摩太将中国佛教的书籍翻译成英文介绍给西方国家，两人关系曾因此而一度紧张。只是后来他在翻译《圣经辞典》的过程中态度有所改变，认识到佛教在中国社会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这里，我们不去评说季理斐对儒学和佛教的认识是否正确，只是想指出，在他眼里基督教是世界上唯一的救世宗教。有了它，人们生前可以追求幸福，推动社会进化，死后可以升入天国。

    后来，随着对中国文化接触的增多，季理斐的态度有了转变。他在《教务杂志》1923年10月号上发表《中国环境对外来信仰的影响》一文，谈到中国传统的文化对外来的佛教和伊斯兰教产生过影响，那么“儒教”和佛教也不可避免地对基督教产生影响。他写道：“中国有自己伟大的文化……基督教一直承认它们的价值并随时准备重新对其进行评价。这些价值将融合到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中”。他说自己感到佛教的“玄想和默感到神的存在”这一点，已影响到了中国的基督教。在文章里，他表示同意一种权威性观点，即认为中国文化在下述方面可能对基督教有所贡献：(1)有助于发挥基督教对家庭维持的作用；(2)将加深基督教对生活的影响；(3)佛教和“儒教”将加强基督教的祈祷生活和促进教徒的思考，使之与上帝的交流胜过对上帝依赖的思想；(4)将减少基督教流派的存在而信仰基督本人。

    当然，季理斐写此文的目的并非想说中国文化将改造或融合基督教，更不是要人们放弃基督教。他的用意是想通过说明基督教在传播中要因时因地而易，号召传教士在正视这一特征的前提下坚持不懈地努力，以实现“这一代使中国基督教化”的目标。

    与李提摩太相比，季理斐最大的特点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基督教的文字宣传上。他的书中也有宣传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内容，但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为传教服务。试以《天演宗教合论》为例作一分析。达尔文的进化论传到中国后，引起巨大的反响。为防止它阻碍基督教的传播，季理斐将两个问题合在一起论述，试图将科学纳入基督教的体系。他在序言中开宗明义地说，将天演论视为宗教之敌是一种谬论。然后他分章介绍了进化论与科学、种原、化学和规律等之间的关系。他得出结论说，科学家无法证明地球上为何突然有了生命，生物为何在一定时期突然有了知觉和思想。因此，解释上述疑问离不开“星气学”，也离不开上帝。他认为天演论的要义有三：“一是生物机体由简趋繁、宇宙由朴入华……详考万物发生之次序，无不在显上帝之化工……二是世界成立，渐臻完备，其构成之法必有预定之者……三是天演之能力，常令低级各物迁升不已……观此三事，上帝创造世界之理可了然矣。今之格致(指科学。——作者注)……日新月异，唯此三要义贯彻其中，愈究愈明，是为天演学之真诠。”

    季理斐的这一观点，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基督教会对科学的态度：即在一些现象日益得到科学的证实的情况下给予承认，但力图证明自然界的一切无一不是由上帝创造，无时不是按照上帝的安排存在和发展。因此，人们应当相信科学，但更应该相信上帝。◆◆◆◆◆

    由此可见，季理斐时刻在宣传上帝无处不在，无所不能。他认为，从治国安邦到推动社会进化，从维持道德到促进教育，从尊重人权到追求幸福，只要信仰了上帝，一切都可以实现。正是基于这一思想，季理斐对20年代在中国出现的各种思想流派均持排斥态度。事实证明，基督教不能救中国，可季理斐却始终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然而，从得到的材料看，他的态度来自宗教观点，并无政治色彩。

    从活动内容上看，西方来华传教士分为两种，一是主要从事神学工作，二是为扩大基督教会的影响而主要从事医疗、教育等社会工作。季理斐属于第一种，并且将主要精力放在基督教的文字宣传上，而不是从事布道和组织教会。这是他的第二个特点。

    季理斐在广学会工作达30年之久，著述颇丰。其中，他编写的《基督教在华传教百年史》和《中国基督教差会年鉴》、翻译的《圣经辞典》和《基督和福音辞典》，在中国等国家的基督教会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他通过翻译和编写大量的基督教书刊，系统地向中国介绍了《圣经》构内容、基督教的神学思想和道德观点及其传播历史等，从各个角度促使一部分中国人相信了基督教。这一作用，在识文断句的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得更加明显些。

    与此同时，季理斐出版的中文圣经书籍也是西方传教士得心应手的传教工具。他们可以从中找出内容精彩、语法正确的段落和句子，直接加以运用。《圣经辞典》中增加的有关中国宗教等方面的内容，可以使传教士在学习中文《圣经》的同时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做到“知己知彼”。这是该辞典大量发行的原因之一。

    季理斐在广学会的最后十年中，以总干事的身份领导广学会继续保持其在华最大传教出版机构的地位，充当了基督教运动的有力助手。

    总之，季理斐在广学会实现了他“一人对100万人布道”的愿望。他虽然不是地位显赫的教会领导人，但其文字宣传工作极大地推动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因此，他在加拿大乃至所有西方国家在华传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季理斐反对西方列强瓜分中国，一定程度上同情中国人民反对西方国家的剥削和压迫，这是他的第三个特点。

    1900年，镇压义和团运动的八国联军进驻北京。10月31日，在上海的基督教联合会召开会议，讨论应如何处置中国。季理斐发言反对瓜分中国。他谈了反对瓜分的理由：一、政治上，欧洲各国不可能在瓜分问题上达成协议。他指出，中国的面积和财富将成为和平划定势力范围的障碍；中国拥有几亿人口并具有异族特征，其财富难以估量并且团结一致抗击外国人，这一切会使西方国家在瓜分之前迟疑不决，瓜分也不可能成功；即使一些欧洲国家在瓜分问题上能够达成一致，用武力占领一些地区后再进行和平统治，但由于任务之艰巨，哪一个国家也不愿承担；即使所有国家能和平地占领自己的势力范围，各国之间的冲突也将一触即发。二、商业上反对的理由是，西方商人认为瓜分意味着在中国更大的范围内敲起门户开放的丧钟。西方商人不希望中国保护关税，事实上瓜分后铁路和矿山的出现将促使中国工业的增长，其廉价的劳动力会使之从一个消费国转而成为出口国，反过来向欧洲出口商品。在那种情况下，中国提高关税将无法阻挡。三、传教方面反对的理由是，各国将在自己控制的地区反对其他教派。就整个中国而言，瓜分对传教有六种危害：(1)瓜分将使中国人更加排外；(2)基督教与政治的联系将深深地印在中国人的头脑中，使之坚信传教士的目的是为瓜分和掠夺开辟道路；(3)中国教徒将被指责跟从外国人，充当卖国贼；(4)怀着不良动机入教的人将会增加；(5)教徒将不可避免地依靠各国政府；(6)中国将不可能建立一个全国性组织。四、道义上反对的理由是，瓜分不符合道义。季理斐认为，这是最令人信服的理由。他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他说，中国犹如一位马车夫，让西方国家搭上了自己的马车，但这些乘客所付的车费却是中国人不愿意接受的商品和鸦片。

    在反对瓜分中国这一点上，季理斐代表了上海多数传教士的态度。这些人反对瓜分中国的出发点各有不同，从上述季理斐的发言中可以看出，他主要出于对传教的考虑和正义感，而不是像有的传教士那样为西方国家奴役中国服务。

    季理斐还对20世纪初加拿大政府实行的排华政策表示不满。1907年，当加拿大劳工部部长麦肯齐·金访问上海时，季理斐将他请到家中，要求他说服加拿大政府放弃对中国移民征收人头税的政策，改为实行限额制。后来，他又号召加拿大教会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允许中国留学生赴加。

    20年代中期，中国兴起了反帝爱国运动。季理斐对中国人民要求废除西方国家迫使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表示同情。他赞成废除租界地，不想让传教士的各项权利置于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之下，而希望这些权利是由拥有主权的中国政府所赋予。他要求传教会不要批评中国人，而要与中国教会合作。他认为，中国在消除了西方对它的歧视和不公平的待遇后，民族主义和排外浪潮就会减少。这种态度，与一些传教士对中国人民的正义要求横加指责，甚至敌视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照。

    季理斐希望看到中国强大，“在世界大家庭中拥有平等的地位”。在宗教方面，他赞成教会及其出版机构中国化。他不仅使广学会向着这个方向发展，而且还调解豫北差会与当地中国人教会的矛盾，劝其按照海外传教总部的要求，将权力交给中华基督教会河南分会。他还主张中国基督教各派别实行联合，团结在一个由中国人领导的全国性教会中。这些主张，受到了中国教徒的欢迎。

    总之，季理斐同情中国遭受西方列强侵略和压迫的境遇，对中国人民有一种友好的感情。这一点使之与一些在传教的幌子下暗中从事侵略中国活动的传教士截然不同。

    季理斐对中西文化的交流作出了贡献，这是他的第四个特点。

    除了促进基督教在华传播外，季理斐翻译和编写的有关西方科学和历史的书籍，也有益于中国人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和文化，客观地对中国的近代化进程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他编写的汉英词典，也有助于西方人士学习中文和了解中国的社会和文化。

    上述一切，使季理斐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加关系史上的一位具有影响的重要人物。